□日本发动的“一·二八”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上海由此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
□租界沦陷后，日本人取代英美法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
□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的变化。
思想者小传
周武，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国学。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学》集刊主编，兼任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等职。已出版《中国遗书精选》、《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张元济：书卷人生》、《圣约翰大学史》（主编）等著作，另有《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革命文化的兴起与都市文化的衍变》等论文数十篇。部分论著被译为英、俄、日等国文字。
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以战争始，以战争终。战争带来的死亡、恐惧、仓皇、离乱，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和生存焦虑，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记忆。上海则稍有不同，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远离战火与动荡，于神州板荡中保持着一隅的繁荣。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于难，而且首当其冲，惨遭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成为“二战中被摧毁的第一个世界大都会”（魏斐德语）。此后，华界和租界相继沦陷，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在日伪的高压统制下变成“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这是上海史上一段最黑暗最艰辛的可怕岁月。
被摧毁的“世界都会”
开埠以后，欧美列强以不平等条约制度为基础，以“经济扩张”为主要手段，在上海设立租界，并以租界为“经济根据地”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进行“准殖民地式的直接统治”，不到半个世纪，上海已成长为连接世界与中国内地的枢纽型都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欧列强受困于欧洲内部的局势。以此为契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迅猛发展，航运、外贸、金融、工业、房地产，以及信息、教育、出版、电影、广播、艺术、娱乐等文化产业均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活力。正是这种活力，把上海推上整个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与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等并驾齐驱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美国学者白鲁恂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1934年5月，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查理·芮切教授曾根据当时上海一系列工农业、人口的动态数据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十年后（即1944年），上海的重要性将超过伦敦、巴黎、柏林，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城市跃为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
但是，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扼杀了上海成为世界第二大都会的前景和可能性，曾经繁华堪比纽约的上海由此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
据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毀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殆尽，战前最繁盛的恒丰路、共和路、大统路悉成焦土，全区仅剩苏州河畔的几间残缺不全的住宅和一个裕通路的四安里（俗称三层楼）。闸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业区和“自治模范区”，被誉为中国迈向工业时代的一面旗帜，战后已变成满目疮痍、魍魉出没的一片荒郊。一位曾在那里安家的美国人说：“即使我见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也没有被破坏得如此彻底的。”
以上所列仅是战争造成的直接损失。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华界后，随即展开疯狂的经济掠夺，那些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华商工厂企业再度遭到洗劫。日军宣布对占领区内的工业物资进行“军管理”，总共76家中国企业被管制。短短几个月，日军通过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控制了上海绝大多数的煤、铁、盐、电、航运、铁路、烟草等军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并“以上海为据点，确立帝国向华中方面经济发展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大都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繁荣不再。日军“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气公司、英美烟厂等在内的所有大型“敌性”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银行。1942年3月27日，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麦、面粉、煤炭等实行军事统制。对华商工业企业，日军则分别以“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更致命的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交战，海路断绝，上海的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立即陷入危机，工厂纷纷倒闭或停工。上海令人目眩的霓虹灯熄灭了，曾经灯红酒绿的摩登上海被拖入“黑暗世界”。有位外侨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这样感叹道：“上海这座曾经世界上最喧闹的都市，如今已变得寂静无声。”
“非正式帝国”秩序的瓦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英美等国过去近一个世纪在上海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和权势，全盘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冻结或“劫收”。日军先后还关闭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危地马拉、希腊总领事馆及墨西哥公使馆，并软禁上述各国使领馆外交官，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与之相对应，先前公共租界在外滩所立的欧战和平纪念碑（1924年落成）、巴夏礼铜像（1890年立）和海关大楼前的赫德铜像（1913年立）被日军拆毁，英美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则被更名，如汇丰银行大楼被改为“兴亚大楼”，亚细亚火油公司大楼改为“善邻大楼”，字林西报大楼改为“大同大楼”，有利银行大楼改为“共荣大楼”，美国总统轮船公司大楼改为“同文大楼”，等等。更名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去欧美化，用当时日方的说法，就是“抹除英美色”；二是呼应所谓“东亚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取代英美法等国侨民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人”。就上海而言，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它意味着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已被瓦解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于上海是欧美列强在中国及整个远东地区的权势象征和利益枢纽，因此，这种变化影响所及，就不仅止于上海，也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整个远东秩序。
华界沦陷后，日本就一直在觊觎租界，千方百计向租界扩张势力，与英美争夺租界控制权和话语权，但租界仍控制英美手中。更令日本无法容忍的是，租界有如全国抵抗运动和抗战宣传的敌后总部，国共组织的各种抗日力量依然活跃，各类反日报刊书籍照样出版风行。因此，日本掌握租界统治权后，立即查封所有反日报社、通讯社和电台，接管所有书店和出版社，并没收了书店内的所有反日书籍，并强化针对英美等“敌性国”的舆论攻势。汪伪势力则于1942年5月31日邀集上海各界“闻人”，在跑马厅举行“扑灭英美人侵略大会”，随后又成立“反英美协会”( Anti-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一方面“鬼畜化”上海的英美势力，控诉并批判英美在租界推行的“恶政”；另一方面则以“反英兴亚”为幌子，替日本侵略大唱颂歌。
宣传攻势尚在其次，更恐怖的是，日军占领租界后即开始在上海外侨中大肆搜捕盟国间谍之嫌疑者及对日本军队有特别危害之嫌疑者，大批英美籍新闻、金融、工商界著名人士因此罹祸，被关进日宪兵队的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或被关押到海防路前美军陆战队营地。当时遭拘捕的外侨人数不少，单1942年11月5日日本人就逮捕了350名外国男性，其中包括243名英国人，65名美国人，20名荷兰人，以及数名希腊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同盟国公民。被囚禁的侨民在狱中无不惨遭日军的非人虐待。曾被关押在大桥监狱的《远东》杂志主笔伍海德后来回忆道：“这里不允许阅读和任何精神或肉体上的消遣。要是有人靠在墙上或者伸伸腿，肯定要遭守卫一阵毒打……”此外，他们还得承受各种各样的酷刑，“包括‘电疗’——将电线接在手脚上，把犯人电个半死；‘水疗’——用水桶往犯人鼻孔里灌水，直到肺几乎破裂；还有毒打和拔指甲”。
为了防止“敌国及敌性国”侨民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从1942年岁末开始，日军还先后在上海全市设立9座集中营（日方称之为“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对“敌国及敌性国”一般侨民实行严厉的军事化管制。据粗略统计，先后有六千多名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侨民被关进不同的集中营。每座集中营四周围铁丝网，门口设岗亭，由日兵把守，被关押的侨民不得跨出大门半步，近乎与世隔绝，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
“敌国及敌性国”侨民之外，1943年2月18日，日军又以“上海地区陆海军最高司令官”名义颁布《限制无国籍难民居住营业公告》，将1937年以后来上海避难的“无国籍犹太难民”强制集结到虹口、杨树浦接壤处的指定居住营业区，进行集中管理和“严格的监控”。这个“指定区域”，后来也被称为“虹口隔离区”或“隔都”。日本还一度考虑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约瑟夫·梅辛格（Josef Meisinger）提出的灭绝上海犹太人计划，后来由于欧洲战局逆转，才放弃该计划，转而实行隔离方式。7月初旬以后，集中区里的犹太难民被隔离，生杀予夺尽操诸日军之手，饱尝战争苦难和生活艰辛，以及日军凌辱。“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光里，竟有约占10%以上共达1500余名犹太人因营养、医疗得不到起码的保证，再加以心境抑郁而被摧残致死”。但由于上海犹太社团和上海市民的救援，隔离区的绝大部分犹太难民得以幸存下来。正因为如此，那些犹太难民始终把上海视作他们的拯救和再生之地。
当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之后，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以及一些亚洲人。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这是二战中的上海又一深刻的变化。
拒绝“协力”：另一种形式的抗战
上海曾经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化的中心、《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其他许多抗战文化经典均诞生在这里。但沦陷后的上海已无法再扮演这种中心的角色。日军实行严厉的宵禁令、军事管制法和保甲制度，市民外出必须携带市民证和防疫证，否则就可能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置。上海实际上已被改造成某种形式的“集中营”，完全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日军和伪政权更无所不用其极地采取了各种恐怖手段对付一切形式的抵抗运动和抗日宣传。坚持抗日宣传的媒体被取缔，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被逮捕或胁迫，许广平、夏丐尊、章锡琛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遭到日本宪兵逮捕。一度十分活跃的城市抵抗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和城郊，并陷入低潮。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处境下，虽然也出现过“投敌者”，以及“为了单纯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种种妥协”，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争，拒绝“协力”。华界沦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合作者”，但他们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并从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汪伪政权就曾派人游说郑振铎出任伪职，并送上巨额支票，遭郑痛斥；张元济宁可卖房鬻书度日，也决不与敌伪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梅兰芳则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伪当局演出。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狱中被折磨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但始终“拒绝说出任何名字”。类似的事例，在当年的上海可谓不胜枚举。这说明城市虽沦陷，但人心并没有沦陷，道德与正气无所不在。
这是与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一种不屈服于厄运的坚忍抵抗，这种抗争一直坚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战后首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在1945年10月10日举行的上海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代表中央”所作开幕致词中，对上海的不屈和为抗战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和赞扬，他说：“淞沪沦陷，各界同胞在敌伪压迫之下，受尽苦痛，或则潜赴后方为国效命，或则与敌搏斗，始终不懈，或则居贫处困，誓死不屈，凡此可歌可泣的行为，皆能表现中华民国的国格，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以致敌伪虚伪宣传，因而揭穿，毒辣的诡计，因而粉碎。这种爱护国家维持正义的精神，博得所有联合国家一致的赞誉。”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国际化场域。自开埠以来，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上海又形成许多新的尖锐矛盾。据魏斐德的研究，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对，包括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此外，至少还有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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