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到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把这个陷阱说得很可怕。实际上，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世界上也有其他各种收入陷阱，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会陷入自己特定的陷阱之中，本质上就是不同发展阶段转型受阻的表现
□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职能转变或制度改革，就是要把投资导向阶段的制度和政策，转变为创新导向的制度和政策，这才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内容
□上海创新创业营商环境中最大的瓶颈是商务成本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上海生活和经营，成本非常高，有许多在上海开花的科研项目，结果都拿到其他地方去结果了。现在要使上海的商务成本整体下降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好的经验，就是通过建立科技创新战略特区来克服这一成本陷阱，也可以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来减轻这一压力
思想者小传
石良平 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政协特聘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曾任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著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转型升级》 等专著和教材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和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等多项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一等奖。
今天的高峰论坛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这是一个老的话题。但今天，这个话题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规划。
去年的达沃斯中国论坛在天津召开，李克强总理在那次论坛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概念。今年的达沃斯中国论坛在大连举行，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再次阐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并把这“双创”提升到发展动力的高度。可见，创新的思想已经牢牢渗透到各级政府的工作规划和工作日程中去了。今天，我想就这一主题，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研讨。
我国正在形成创新导向特征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看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者大有人在。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下半年经济形势时，对中国经济现状有这样一句话：“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旧动力就是过去我们长期依赖的投资动力，而新动力就是创新动力。这正是我们所描述的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典型特征，这表明现在我国正处在从投资动力转向创新动力的转折关键期，转折期都是痛苦的，但只要挺过去了，前途应该是相当光明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全球管理学大师、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他的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曾把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我们常听到人们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把这个陷阱说得很可怕。实际上，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世界上也有其他各种收入陷阱，不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都会陷入自己特定的陷阱之中，本质上就是不同发展阶段转型受阻的表现。“低等收入陷阱”是从要素导向阶段向投资导向阶段转型时受阻，例如非洲一些低收入国家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等收入陷阱”是从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转型时受阻，例如大多数南美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就处在这个阶段；“高等收入陷阱”是从创新导向阶段向富裕导向阶段转型时受阻，例如日本就是处在这个阶段。
我国由于具有高储蓄倾向，因此在投资导向阶段爆发出极高的增长率，持续时间也很长。在前20年的经济增长中，我国经济呈现出以下典型的投资导向阶段特征：（1）从政府到企业都有着积极的投资意愿和能力；（2）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虽然大量增加，但薪资依然比较低廉；（3）各类企业和产业在国内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4）由于热衷于投资，导致严重挤压国内消费，有些出口产品甚至完全不在国内市场上销售；（5）主要产业几乎绝大部分依赖外国技术、外国设备、甚至外国零部件；（6）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资本密集性经济，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标准化生产，不太讲究售后服务技术等；（7）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带头的示范角色。
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上述特征开始有所转变，表明我们现在正处在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思维的变革和创新机制的形成至关重要。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看法，创新导向阶段将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由于个人收入的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对便利的需求增强、消费者的需求开始体现个性化和精致化，从而导致产业间和产业环节中的竞争逐渐深化。在这个阶段，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的竞争优势开始减弱，对更高级的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和更具水平的大学体系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本土企业在产品、流程技术、市场营销和其他竞争方面有了更加精致化的要求。
2、创新导向阶段也被称为投资国外阶段，企业开始从国内市场转战国际市场，竞争力从生产成本的降低转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开始逐步撤出纯价格竞争领域，转向高技术产业。企业除了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外，还应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国际营销与服务网络，以强化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3、产业集群由垂直深化转为横向水平发展。产业集群垂直深化是投资导向阶段的显著性特征，下游产业的产品竞争力会带动上游产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特别注重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当进入创新导向阶段后，由于创新产业的扩散，产业集群会从垂直深化转为横向水平发展，产业间的关系由竞争转向竞合，由分隔走向跨界。
4、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融合，服务业开始走向国际化。创新导向是一个思维合成过程，也是一个创意产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刺激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赖，从而导致服务业大量往制造业渗透，微笑曲线由陡峭变为平坦，服务的精致化成为核心生产力。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国际化也成为一种趋势。
5、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进一步减少。在投资导向阶段，需要政府执行资本调度、设置产业进入门槛、实行出口补贴等政策，但在进入创新导向阶段后，再实施这些政策，往往会打击以创新为基础的效率。创新的冲动、创新技术的培养、创新的发展方向，大部分都开始交给大众和市场。
我们可以感觉到，上述特征正在我国渐渐形成。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为企业铺设国际化路线，也正在通过自身的改革和审批权限的下放和取消把创新动力交给市场。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型企业不断兼并传统企业、创新企业不断诞生、众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样一种风起云涌的局面很快就会到来。
以更开放姿态构筑“双创”平台
我们已经看到，信息革命正在给创新导向阶段赋予新的内涵。由于互联网的无处不在，以及具有的超低成本等特质，极大地推动着要素的进一步优化配置，并促进了创新过程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由此带来了个体创新门槛的极大降低和创新效率的提高，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创新都无法比拟的条件，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正在掀起全球最大的创业浪潮，各种规模的企业共同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非常有希望形成全球最强的创新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互联网的创新引领和平台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推动创业创新活动的新动力。我国互联网行业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消费平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有效地推动了各类创新要素和创业资源的聚集、交互与共享。
2、众包设计、众筹研发等模式的出现，不断打造大众参与创业创新的新模式，改变着过去以大企业为主体的封闭式创业旧模式。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扁平化、开放式的创新模式，正在把一批批草根变成专家，以前那种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才能进行创新的专家模式已经被颠覆了。互联网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智慧在民间、创新来自草根的力量。
3、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创业投融资合作已成为最活跃的领域，成为引领“互联网+”的桥头堡。互联网已经开始渗透到各类实体经济中，并且开始形成了多种新的经营模式，这些经营模式的创新将成为创新成功的催化剂和推动力。
当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瓶颈：
1、平台开放与衔接的瓶颈。由于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行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隔，现在各类平台也呈现出分隔的现象。互联网的优势就是平台开放，并在开放中寻找到衔接的切入口，这就存在一个打破原有创新思维的束缚，从制度上确保各类企业都能开放自己的实验室或创新平台，真正享受到扁平规模集聚、便捷、普惠的优势。
2、生产性服务业渗透瓶颈。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传统行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领域对应用互联网技术加快更新的愿望十分迫切。但大量互联网企业由于对制造业的理解不足，没有能力了解行业发展的潜在需求，推出的产品应用往往与制造业接不上口。因此，互联网企业向制造业的全面渗透是下一阶段“互联网+”战略的重点。
3、人才瓶颈。人才是创新活动的核心，这个大家都明白。但在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创业或创新提出各种资质要求。这种传统的人才观，极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人才涌现。我们已经有众多房地产商成为亿万富翁，为什么不能让那些创新者也成为亿万富翁呢？我想这可能是投资导向阶段和创新导向阶段对人才要求的最大区别和最好诠释。
以上三方面的瓶颈，说到底是一个制度瓶颈。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职能转变或制度改革，就是要把投资导向阶段的制度和政策，转变为创新导向的制度和政策，这才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性内容。
创新驱动发展的上海探索
历史上，上海曾经是新中国制造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创新的基地。这里集中了众多国内顶尖的高等学府和科学院所，这里科学家和工程师云集，曾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但是，在这一轮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过程中，上海并不占优势。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传统的创新思维。在传统思维下，大上海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小众社会，我们过分强调高学历、过分强调正规军、过分强调大投入，结果把自己的眼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朝上看，而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
有人说，互联网经济本质上是一个“草根经济”，这句话没错。互联网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无限量地激发草根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力量。上海曾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如果那些创新的冒险家都不到上海来而去了别的地方，这只能说是我们的创新环境出了问题。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的时候，提出了“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要求，这是对上海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为此，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开展了密切合作，在王战院长和翁史烈、杨胜利院士的领衔下，组成了联合课题组，对在沪的两院院士、973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千人计划专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专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问卷调查和专访，也对普通创业者、草根创新者、大中小型企业和各类创客进行了调查，最终形成了《转型升级的新战略与新对策——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研究》专著，书中对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与目标、重大战略部署、必须突破的瓶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对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发布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22条）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上海要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应当解决以下关键问题：
1、首要问题是解决创新理念导向问题。在创新理念上我们不能陷入一些误区：一是不能将“创新”等同于“发明”，不能“唯专利论”，这种情况会导致科技发明水平和创新能力不同步。二是不能将“创新”等同于“产业”，等同于政府抓高科技产业，结果是只见产值，不见创新。三是不能让政府的补贴扭曲企业的创新行为。现在政府的不少创新补贴，并没有导致创新，反而成为一些企业创收的来源。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关于创新的评价体系、政府资助方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2、突破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现在最不利于互联网条件下创新的因素，是我们已经形成的条块分割体制，大家各管一块，最后使创新行为碎片化，使创新平台无法运行。我们现在已形成的看似精致的、专业的条线管理、块块管理、部门管理，本质上是大机器时代的产物。互联网条件下的创新大多是跨界整合，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精致的条块管理模式，反而成为跨界整合的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打破现在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就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最紧迫任务。
3、弥补上海企业家短板现状。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不管这个企业规模是大是小。上海现在最缺的不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土地，而是企业家。这是上海经济生态的必然结果。现在上海的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的比重大约是2∶1∶1，国有经济占大头，而现在国有企业的干部任命和考核制度是很难产生企业家的，这是上海的一个短板。在上海现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中，从内部出现企业家，难度很大，因此上海应该有一个更开放的企业家引入机制。
4、克服上海“创新成本陷阱”。上海创新创业营商环境中最大的瓶颈是商务成本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上海生活和经营，成本非常高，有许多在上海开花的科研项目，结果都拿到其他地方去结果了。现在要使上海的商务成本整体下降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吸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好的经验，就是通过建立科技创新战略特区来克服这一成本陷阱，也可以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来减轻这一压力。
5、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思维重构上海城市的空间布局。我们认为，上海城市区划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上海现在广大郊区的许多地方尚未得到真正开发，商务成本相对较低。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应当重点考虑嵌入科技创新功能区：一是在城市中嵌入满足中小企业创新需要的公共创新服务区；二是建设创新示范镇，形成创新走廊；三是布局“创新轴线”：第一条是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到临港新城的创新轴线； 第二条是杨浦知识创新城区到宝山和崇明的创新轴线；第三条是“紫竹—漕河泾到松江出口加工区的创新轴线。三条轴线可以形成向东、向北、向面的三个扇面。
6、要为创新创业人才来沪留沪创造条件。现在上海的人才结构是“两端少，中间梗阻”。一端是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包括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另一端是缺少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上海现在的外来人口中有六成低于初中文化水平，这是难以符合科技创新要求的。上海在这方面的改革具有极大空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打破现有框框，制定一个符合《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规范的“自然人流动”规则，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创新人才集聚的氛围。只有这样，上海才能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 解放日报》201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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