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尽管TPP对亚太区域贸易投资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如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将改变整个亚太贸易投资格局。就中国而言，中央高瞻远瞩已经洞察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可以有效应对TPP和其他次区域贸易投资安排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帮助中国拓展新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大开放试验则是为了中国参与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的博弈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TPP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超过其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负面效应。
TPP协定是双重力量推动的结果
国际上对TPP协定的评价贬褒不一。谈判过程是保密的，不过从已经透露的基本内容看，相关协定并不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所宣称的那样，是美国在制定规则，而是在美国提出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各方讨价还价达成的一种妥协。比如日本的大米市场保护以及对医药专利的保护期限等，美国不得不做出了让步。这符合任何国际协议和协定的谈判规律，再强大的成员都不可能单方面制定规则。
从TPP谈判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言，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所推动的必然结果。商品生产的全球化在21世纪初达到了高潮，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组织生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全球组织生产。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商品生产和销售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业公司也在全球提供从研发一直到销售的各类服务，为人们生活和消费提供服务的传统服务业也利用信息新技术和低廉的通讯、交通成本开始了外包和跨境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活动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贸易和投资所涵盖的内容，各种非典型的合作和交易形式层出不穷。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以规范货物贸易为主的WTO规则就需要进一步拓展，以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经济活动。毫无疑问，制定新规则对处于发展水平不同阶段的经济体而言，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比较积极推动所谓“21世纪贸易投资规则”，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比较消极的原因，也是WTO多哈回合谈判迟迟无法达成的原因。不过，毕竟全球化导致的国际分工深化在客观上需要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在亚太区域内除了美国主导的TPP，还有其他各种双边和次区域的贸易投资安排，反映的正是这一基本趋势。
TPP与其他贸易投资安排不矛盾
尽管美国在推动TPP谈判时有其本身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战略构想，但是TPP与亚太区域内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安排在经济目标上并不矛盾，比如RCEP、10+3、10+1、FTAAP等，很多TPP成员都是上述正在谈判或者提议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参加者，多数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开放、透明、公平的规则，并以此促进贸易投资的发展，带动其经济的增长。在制定高标准的所谓“21世纪规则”上，大多数国家也存在着共识，所有合作机制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不同的合作机制实现高标准自由化的路径选择以及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国虽然没有参加TPP的谈判，但是中国一直是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是亚太区域内除TPP外所有其他合作机制的参加者。在2014年的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上，中国积极倡议启动FTAAP的谈判，推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上可以和美国进行广泛合作的意愿，因为FTAAP最早是美国提出的一个倡议，只是美国在2008年高调参加并主导TPP谈判后，把FTAAP暂时搁置，尽管历届APEC峰会都会提到FTAAP，但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TPP达成后，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亚太更多国家的利益。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亚太区域内任何自由贸易协定少了中国参加，其能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福利增加效应都会打折扣。因此，中美合作共同推进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TPP的积极作用或超过负面效应
尽管TPP对亚太区域贸易投资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会如一些人担心的那样将改变整个亚太贸易投资格局。
首先，TPP是一个妥协的协定，已经离原来美国宣称的高标准有了很大差距，例外过渡期安排已经使得它与亚太区域内很多双边和次区域贸易投资安排的差距缩小，其潜在的贸易转移效应也会相应缩小。因此，TPP对亚太贸易投资格局的冲击将会很小。
其次，TPP目前还只是谈判成功，很多未知因素都可能改变其预定的生效日期，因此TPP的影响也还有很长的时间才会逐渐显现。
第三，决定贸易投资方向和规模的是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和企业对成本和利润的综合评判，国际贸易规则和协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比较优势实现的范围和企业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成本，但是并不会改变基本的格局。比如，中国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它对TPP成员国的吸引力并不会因为TPP协定而改变。
最后，WTO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也还存在并且继续在发挥作用，任何区域贸易安排，包括TPP并无法取代WTO，绝大多数区域贸易投资安排的成员国都仍然坚定地需要维护WTO的多边框架。
就中国而言，中央高瞻远瞩已经洞察了国际环境变化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可以有效应对TPP和其他次区域贸易投资安排产生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帮助中国拓展新的贸易投资伙伴关系，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扩大开放试验则是为了中国参与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的博弈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TPP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超过其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负面效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
来源：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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