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现代化变迁所促成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而且是移动中的人口不能不从一种熟识的生活方式被动地进入一种陌生的生存方式，去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话语的改变、观念的改变、习俗的改变、规则的改变。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已成为聚集了多重关注的题目。由于促成城市化的起因最初与中国的经济转型直接相关联，所以，城市化的筹划和推行常常是与预期中的经济效益连在一起的。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前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量农民移入城市，以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而致使中国广大农村脱离贫穷、走向富裕，并由此迈向现代化的已有事实而言，这样的预期既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当我们将视线从经济上的成功转移到这个过程里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和他们所经历的悲欢喜乐之际，又很容易看到城市化同时也在带来剧烈的震荡，其中尤其无法漠视的是，由相关调查所证实的，农村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城市，而且其趋势在十年之间明显增长；与此相类似的现象，还有农村中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城市。这种异常出现于农村的留守人口之中，反映的是一种深深的迷茫。这些例子比较极端，因此数量应当是有限的。但如果以此为对比，来观察已经进入了城市的农村人口之难于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流动中失去稳定及这种状态所造成的家庭问题、生活问题，以及每年春节返乡的农民工潮在聚散离合中显出来的人情、亲情和乡情，则其中所包含的迷茫已经与大量人口连在一起，既改变了他们现在的生活，也改变着他们未来的生活，由此涉及的是一种广泛而漫长的社会变动。因此，在筹划和设计之外，城市化的内涵和影响便成了一个越来越被关注的问题。
中西城市之间的历史差异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转型中借鉴了许多西方的经验，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城市化。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城市与西欧的城市其实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不同。“城市”一词中的“城”和“市”在古代的中国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墨子说：“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在古籍的记载里，“城”是围绕人群聚落修筑起来的环形城墙,是一种向外防御的建筑物，是地方政权为守卫而形成的人口聚集点。从而明显地带有军事政治性质。相比之下，管子所说的：“处商必就市井”，则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为其本来意义，而以“朝市”、“中市”和“夕市”为常态。由此不难看出，“城”是指城池，多为政治或军事要地；而“市”则是指交换买卖的场所，即商品交易之地。以此为源头，后来的中国一面有过因市而成城的演变，一面也有过因城而兼容市的演变，并在这种演变中形成城与市合一的趋向。但由于起源的历史留下久远的痕迹，秦汉以后的官府和军府常以城市为驻地。直到清代，稍具规模的城市都是省治、府治和县治之所在。因此，市的效能便不能不与城的效能共处一地，并居于后者之下。而官与商共同成为城市的主体，又决定了：除去数量有限的常住户之外，传统城市的人口会因个体官员和个体商人的流动性而常在变动不居之中。所以，在传统中国，相比于城市，农村从来都被认作是更加可居与宜居的地方。
欧洲的城市发展则显得极为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了以商业文明为源头和基础的现代城市的雏形。其形成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古代城市没落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集市为基础的新居民区，包括商店、作坊、教堂和住宅，在其四周修建栅栏，或者盖起围墙，以防盗匪。现代西欧社会的城市最初就是由此而来的，之后，城市随社会变迁而变迁，逐渐形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为地方市场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其经济活动与当地市场的供需情况紧密相连。第二种是主要生产和经营某种特定产品的城市，如纺织、武器、印刷、金属加工，其产品数量大，质量高，而且行销国际市场。第三种是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的城市，如热那亚、汉堡等城市，国际商道的变更往往决定了它们的兴替。这三类城市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处于交通发达的道路或市场中。随着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逐渐扩展，以及外来人口的聚集，慢慢形成了“城”。而“城”的出现，则主要为了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保障“市”的正常贸易的进行和发展。因此，它的经济意义远大于政治、军事意义。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城市之外的农村都是贵族领主管辖之下的庄园经济，其中的劳动人口大半处于人身依附的状态之中。而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社会，则以个体的自立和自主为根本条件，并因此在城市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人，及其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
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西城市的由来和发展在路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作为官治的所在地，中国城市的主宰始终在官家一方，而不是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人。“城”的含义仍然在一直延续至中。而起源于商贸汇聚的西方城市，其关键字是“市”，从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人在其中的生产生活和常住久安。这种明显的差异会带来种种不同。而问题的这一方面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时候，很容易流于外观上的模仿。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留意西方城市繁荣与发展的本质，在于他们更多追求的是如何营造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而不是单纯以一个城市的通衢宽阔和高楼林立为美。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许多古老城市的生活设施在使用许多年之后依然完好而耐用；而在中国城市大幅度扩张的过程里，与急速发展相伴而来的，则常常是建筑拔地而起的地方，留下的却是衣食住行之间的脱节。这种脱节所反映的，正是城市与人之间的轻重失衡，而由此走向极端，还会有因人迹稀少而被称作“鬼城”的“新城”。显然，这样的城市与人在其中的安居乐业，相距甚远。这是一种发展中的矛盾。但它们的存在又告诉我们，在筹划城市化的过程里，单纯以经济的预期为引导是不够的。若把城市当成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则与之相对应，我们筹划中国的城市化便不能不引来自觉的人文意识。只有人文意识才能予一城市以人性、活力和灵魂。
因城市化而引发的乡愁
与中西城市在形成之初就已存在的这种差异相比，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更明显，也更容易引出关注、思考和说法。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分离包含的既是差异，也是对立。而在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城乡之间长久存在的对立迄今依然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极具影响力的主要矛盾之一。欧洲学者对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曾有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将乡村称为“通体社会”，而把城市称为“联组社会”。按照这种观点，前者表现为乡村具有实质上一致的目标，即共同利益，人们为此共同劳动，并以家庭和邻里作为纽带联结彼此；后者则更多地偏重于一种“机械的结合”，指的是城市生活因缺乏共同目标而导致的分离、个人主义，甚至互相敌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同，曾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差异和对立，而在19世纪西欧，城市化作为一个过程兴起之后，“通体社会”便被“联组社会”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也日渐没落。而历史地看，这种没落本身便表现了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剧烈变迁中曾经有过的冲突。
与西方相似，近代中国也同样有过城乡之间的这种由差别演变为对立的过程。费孝通先生曾以其长期研究的乡土中国为视野，叙述传统中国的城乡差异演变为近代中国的城乡对立：“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他所说的“礼俗社会”是指乡村社会，而“法理社会”是指城市社会，前者属于熟人社会，后者属于陌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相比于西方学者论述城市的发展历史，以及农村社会在这种发展里的零落多以理性分析为特征，费孝通先生的笔下显然对乡土社会抱有更多的温情，从而对处于城乡之间由差别到对立的农村社会抱有更多的同情的理解。因此，相比于把城市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这些论述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深入地领悟：由现代化变迁所促成的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而且是移动中的人口不能不从一种熟识的生活方式被动地进入一种陌生的生存方式，去接受生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改变、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话语、观念、习俗、规则的改变。在今天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扩大的城市化过程中，费孝通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里的温情、同情和理解，都是提示和提醒，使我们在关注城市的建筑、道路、设施、管理的同时，又不能不面对这些从一种生活轨道移到了另一种生活轨道的人们，在两种轨道之间必须经历的人生艰难和心路迷茫。艰难和迷茫，常常是新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旧的东西已经舍去，在得失之间心底里唤出的留恋。这种留恋又会因为当下中国城市化的大幅度和高速度被放大。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乡愁”一词一经重提，便引出了人心中深深的共鸣和长久的回响。这种乡愁因城市化而引发，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筹划城市化，乡愁便成了绕不过去的内容。
久居城市的人也在怀念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和生活
城市化之所以引发乡愁，是因为随城市化而来的生活环境、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以及话语、观念、习俗和规则的改变，归根结底都是在改变传统的过程中改变了人的实际归属和内心的归属感。这种改变是现代化带来的，因此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每一个被卷到里面的人又是被动的，从而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人口从农村移向城市，其实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归属，但他们对于城市的归属，却只能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进入了城市的农村劳动人口虽已成为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城市里原有的居民相比，他们中大部分人又并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而由这种区别所带来的居住、户籍、就业、医疗、社保以及子女就学等等困难，便都会成为个人归属于城市的困难。与此相似的，还有为大城市吸引而来，但又只能日复一日地常在游离状态之中的各类毕业生。其中的典型，便是集聚于北京，被称作“北漂”的人群。而以“漂”为特征，正说明他们虽聚居于城市，却并不归属于城市。两者都是身在城市之中的人，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又是归属和情感上的异乡。人在这种状态之中，便常常会回望故乡，本质上是一种不知道自己的根应当系在哪里的迷惘。
但作为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文化现象的乡愁，其包含的内容还不仅限于此。几千年来，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社会，在儒学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常以“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为”为人与人之间的当然之理。梁启超说，由此产生的“精神深入人心，影响于我国国民性非细也”。而传统留给我们的这一方面，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农村和欧洲庄园制度下农村的不同，前者更多人际之间的“患难相恤”。这种“相友”、“相助”因深入人心，又被带到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中，化为北京胡同中和上海里弄里习以为常的邻里之情，在一个大范围的陌生人世界中形成小范围内的熟人世界，用这种方式保存和延续这一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传统。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场规划之下的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在这场城市化已经展开和正在实现的地方，城市化常常容易变成一个规划之下拆掉和再造的过程，一个过度“破旧立新”的建筑过程，一个被片面西化和物化了的过程。因此，随城市化而来的，一面是久居一地的人口因城市化不断的扩大而在空间上迁移；一面是胡同的消失、里弄的消失、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旧建筑的消失。前者使一代一代传承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相友”、“相助”之情断裂于熟人社会的四散之际；后者使一代一代的少年记忆、青年记忆、人生记忆和历史记忆所附着的地理环境，在建筑拆除和重建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并常常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是熟悉的城市变成了陌生的城市。虽然这个过程会使城市变得更宏伟富丽，但其中太多的外国元素，又使人感到这种宏伟富丽并不属于自己。因此，久居城市的人也会在怀念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和生活时，因无从追觅而产生乡愁。
这两种乡愁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始终面对着人。因此，城市的发展，应当是一个使人安居乐业的过程，一个延续历史、文化、传统和人间温情的过程。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来源：201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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