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的结果，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的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传递信息、塑造形象、表达价值，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我看来，如何处理好寻求共识与自我意识、语言学习与文化自信、价值偏好与客观理性的关系应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共同点和交叉面，通过互动、交流、合作共赢才能实现文明趋同文化多样的发展前景。即使如此，每个国家在寻求共识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依然不同。美国也许更多地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充分扩展市场份额和获利空间。而中国在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和做法、分享国际化和市场化成果的同时还有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按照字义，“国际化”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也许几十年前大致只有一个标准，一个方向，如美国化。这样的国际化对中国来说就是单纯地向别人看齐。但是，今天中国道路的开创、中国奇迹的取得，中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应当使我们意识到“国际化”的方向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虽然从国际舆论格局来看，西方话语仍居强势地位，但是高度重视人类共通的经验，尊重共同的价值和情感，从文化共识出发，聚焦中国故事，主动发声，实现国际表达，应当成为中国人跨文化传播中的自我意识。
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学习是中国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伴随外语学习而来的是其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应当承认，在这种“后发追赶式”的国际化进程中，我们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中文教育和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直接移植英语，成为一个以说英语为主的社会。娴熟英语、通晓英语世界的价值观与运作模式，使它们容易与国际直接对话，但是英语强势，可能削弱了本土语言文化的发展，这种移植来的英语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与英语母语国家或地区相提并论，此时，文化发展上可能的结局就是两边落空。移植语言，就是移植文化和历史，移植价值和信念。相对于母语，外语确实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转换插头”，但电源依然是自己身在其中的母语文化。对这样的文化之根，中国人也要有充分的自信。学习、了解别国语言，不是为了淹没自己，丧失自己，而是为了成就更好、更丰富的自己。
我们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13亿人的奋斗和创造为我们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实践，我们有底气也有必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得通的逻辑词汇，去呈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义世界。当然，文化自信也要以讲究技巧注重艺术为基本前提。
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实际上是寻求和印证各自的个性，进而达到知己知彼。因此需要面对的最终问题是客观理性。知己，就是要决定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价值。知彼，才有能力用别人理解的方式展示自己。跨文化交流的结果，不是把我变得跟别人一样，而是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诉别人我的不一样。所以“国际化”的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而这就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客观理性的价值判断能力。不知道非洲国家的殖民历史，不了解联合国的妥协政治，不明白世界各国对中国市场的反应，不懂得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和民族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对话从何而来？理解何以生成？越是理性清醒的国家，对于国际的知识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谈到合作共赢时，他说，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这正是巧妙引用不同地域文化的相同感受而拉近了距离，产生情感共鸣。
合理处理寻求共识与自我意识、语言学习与文化自信、价值偏好与客观理性的关系，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论基础。具体实践中还需要我们不断提高传播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发现好的载体和方式，不断塑造融通中外的示范性人格，逐步消除猜疑、误读和误导，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国际化进程中实现自我，尊重多样，共存共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2015年08月25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