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议与奖励是一个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学术体制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学术独立运行的重要基础。作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历程中，对学术评议与奖励系统的建立也甚有贡献。
中国科学社社徽
图案上的三行文字分别为：“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民国三年立”、“中国科学社”。格物致知：源于《礼记》，意为推理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利用厚生：出之于《尚书》“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指物尽其用，厚生指人民富裕。
社徽中的图案由远及近分别为山峦、讲台、天文望远镜、天秤、图书、蕴含了中国科学社关于农林、矿产、地理、天文、物理、生物等诸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之意，而讲台与图书则表示传播科学、普及知识、启智民众。
社徽上的文字书写者为中国科学社董事、书法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中国科学社社歌
歌词：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人。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社歌由胡适作词，赵元任谱曲。
《科学》创刊“例言”摘录
文明之国，学必有会，会必有报，以发表其学术研究之进步与新理之发明，故各国学界期报实最近之学术发达史。而当世学者所赖以交通智识者也。同人方在求学时代，发明创造，虽病未能，转输贩运，未遑多让，爰举所得就正有道。他日学问进步，蔚为发表新知创作机关，是同人之所希望者也。
本杂志虽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然以吾国科学程度方在萌芽，亦不敢过求高深，致解人难索。每一题目皆源本卑近，详细解释，使读者由浅入深，渐得科学上智识，而既具高等专门以上智识者，亦得取材他山，以资参考。
1934年年初，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竺可桢致函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字仲揆），专门讨论审查中国科学社高女士纪念奖金征文事宜，此函未收入最新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全文如下：
仲揆我兄大鉴：
年中握别，倏已一周。另封附寄中国科学社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应征论文四篇，多关于地质方面。弟与晓峰已将全文阅读一遍，觉汪大铸《地震的研究》与王翌金《土壤之历史观》类多翻译，均非创作。丁骕《地层比较之原理》较前二文稍近论文性质，但亦缺独创之研究。陈国达《广州三角【洲】问题》，根据实地调查解决具体问题，于征文原意性质似较相合，应推为首选。惟其论断根据是否可靠，弟与晓峰于地质一道皆为门外汉，无从悬揣，尚希我兄品阅，一言为决。如四文均不合意，该项奖金可停给一年亦无妨也。附允中兄原函及征文办法一纸，统希查入。此颂研安
弟竺可桢顿首
信函中所言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是中国科学社主持颁发的最有影响的学术奖励，1928年由高君珊（商务印书馆主要领导人之一高梦旦女儿）捐款1100元设立，以纪念其亡妹、中国科学社社员高君韦。中国科学社专门制定了奖金颁发办法，奖励对象为在校大学生，以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学五学科轮流每年选定一科，向全国征集论文，取第一名给予奖金100元和奖章一枚，文章在《科学》上发表，其他符合标准的文章也刊发《科学》。并据每年学科组织专门的征文委员会，对应征论文予以审查评定。中国科学社曾将“征文办法”向国内各高等院校广泛发送，并在《科学》《申报》和中国科学社此后创刊的《社友》《科学画报》上刊载。
1929年度第一届学科为化学，应征论文8篇，经王琎（时任中国科学社社长、中研院化学所所长）、曹惠群、宋梧生三人审查，获奖者是燕京大学研究院一年级女学生刘席珍《海参之分析》。1930年度为物理学，应征论文7篇，审查委员为胡刚复、丁燮林（时任中研院物理所所长）、叶企孙（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东吴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戴晨《原子结构之蠡测》一文因涉及原子物理，委员会公推清华大学物理系吴有训审阅，结果获奖者为戴晨。论文发表时，吴有训曾加以修改，他认为论文叙述汤姆孙“原子理论太详”，原子人工蜕变及同位素“诸部太略”，玻尔理论和斯通勒（EdmundClifton Stoner）的原子分配表“亦未列入，似嫌不合”，“但为保存原文真面目起见，未便代为加入”。1931年度为生物学，应征论文4篇，经审查专家秉志、胡经甫、钱崇澍“详加讨论，认为各文均不及格”，因此空缺。
1932年度为地学，地学包括地理学和地质学，审查专家为地理学竺可桢及其学生张其昀（字晓峰）和地质学李四光。1933年12月9日，竺可桢审查完毕后，将4篇论文寄送张其昀评阅。张其昀评审完成后，寄还竺可桢，竺可桢再寄送李四光，因此就有了上引信函。正如竺可桢在信函中所说，应征论文4篇，无论是“地震”、“地层”还是“广州三角洲”，多相关地质。因此，非地质专家的竺可桢、张其昀虽然对4篇论文有比较明确的意见，汪大铸、王翌金两文类多翻译，“均非创作”，丁骕文虽属研究性质，但缺乏“独创之研究”，陈国达文独立调查研究，最符合标准，但其依据是否可靠，他们是门外汉，需要地质专家李四光“一言为决”。竺可桢也提出，如果都不符合给奖标准，还是可以继续“空缺”。李四光自然当仁不让，1934年1月27日，致函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字允中），建议给奖陈国达，并称“鄙人意见完全与竺、张二先生之意相同”。
这种英雄所见略同，在高女士奖金的评选中并不罕见。1934年度又轮到化学，应征论文有13篇之多。由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张准（字子高）和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庄长恭（字丕可）组成委员会审查。1935年底中国科学社将文稿寄给庄长恭，庄先寄给曾昭抡，请他审定好后传递给张准，张审竣后再寄给庄，由庄汇总寄回中国科学社。1936年1月18日曾昭抡评阅后将论文传递给张准。曾昭抡给13篇论文按作者从第1名到第13名依次排序为华国桢、管永桢、秦道坚、钱宪伦、庞燦鸾、黄昌麟、夏馥蓂、郑浩、吴中枢、林天佑、余大猷、顾振军、吴冰心，并在一些论文后注明意见，如排名第三的秦道坚文“应查已否在别处发表”；倒数第二名顾振军文“此文为一大胆的尝试，但理论方面是否有根据尚可怀疑，因对有机化合物完全不能应用也”。曾昭抡最后还称“以上评定，不过照每文之一般价值而言。至各文能否在《科学》上发表，应另请专家审查修改，以免错误”。
张准将稿件分为三类，并给予各类优劣，第一类“系出自心裁者”5篇，次第钱宪伦、庞燦鸾、秦道坚、管永真、顾振军；第二类“系出自编纂者”7篇，次第华国桢、夏馥蓂、吴中枢、林天佑、郑浩、黄昌麟、余大猷；第三类“系属于通论者”，仅吴冰心1篇。1936年4月9日，张准致函庄长恭，将稿件寄送，并告知其审查意见：“除第三类仅一篇极幼稚之论文可无庸讨论外，余两类以鄙见所及予以次第。然二者之间，未易轩轾，至宜偏重何方，钧裁决定可也。”与曾昭抡明确提出第一名为华国桢不同，张准以为“出自心裁”与“出自编纂”两者不相上下，如何选择请庄长恭确定。1936年5月15日，庄长恭致函杨孝述说：
按曾昭抡兄所定，华国桢列第一名，可得奖。弟及子高兄二人，则将所有论文分为三类，第一类系出诸实验或出自心裁者，第二类为出于编纂者，第三类系属于通论者。除第三类仅一篇，且三人评判均认为极幼稚无庸讨论外，其余二类，本未易轩轾，但以鄙见所及，第一类虽名为出自心裁，然只属于材料分析性质，未可视为研究论文，当其工作时，师长指导，照书本按步〔部〕就班分析，几乎不必费脑力，而且数篇所下结论，又多嫌过于武断，颇有问题。故详细研究之，其价值似反不及于第二类。而第二类之名序，弟与子高兄两人皆列华国桢为第一，又适与曾昭抡兄所定者相符，故参酌三方面评判结果，得奖者似应归华国桢。
三人虽然在具体的评判标准与角度上有所不同，对有些论文的质量认定上也有差别，但都同时以华国桢文为第一名，吴冰心文最差。在具体的评定上，庄长恭对每篇论文都有意见，第一类钱宪伦、庞燦鸾、秦道坚、管永真四篇“虽未可视为研究论文，但亦颇有兴趣，原有在《科学》发表之价值，惟惜所下结论多嫌太武断，倘欲发表时，应请专家修改”；顾振军文“胆量可佳，但此项理论恐难成立”，与曾昭抡意见相同。第二类黄昌麟、夏馥蓂两文“题目尚颇有兴趣，或可在《科学》发表，但须经专家修改”；郑浩文“文字尚佳，但最新材料待补充”；吴中枢文“文字尚佳，但题目太广泛，不易出色”；林天佑文“欠详尽准确”；余大猷文“命题尚好，但内容无甚价值”。而对于获奖的华国桢《重氢与重水》一文，庄长恭如是评说：
关于此问题年前已有吴光玺著一论文载在《科学》十八卷三九五页，但此篇论文材料尚充实新颖，无抄袭之弊而文字亦明显条畅可取，但内中有几点错误，欲在《科学》发表时，应请专家修改。
高女士奖金1933年度为算学，应征论文18篇，经胡敦复、钱宝琮、姜立夫三人审查，授予武汉大学理学院三年级学生李森林《双曲线之特性》。1935年度为生物学，推定秉志、伍连德、钱崇澍为审查委员，所收论文4篇经审查，于1937年6月宣布无合格者。1936年度为地学，谢家荣、张其昀、胡焕庸任审查委员，曾收有徐尔灏等人论文，但因抗战爆发学术评议不能正常进行，并没有结果。
直到1939年8月，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会议修改征文办法，奖励对象改为“国内研究机关或专门以上学校之学生、研究生、助教”，从高校扩展到研究机构，从学生扩展到助教，并指定1939年度学科为算学，审查委员为熊庆来（字迪之）、姜立夫和江泽涵，以姜立夫为主任。虽在抗战期间，但经过初期的混乱之后，中国学术界又恢复到相对稳定阶段，学术活动日渐开展。1940年5月20日，姜立夫致函杨孝述说：
承委代收本年度高女士纪念奖金征文，至三月底止，共收论文十二篇，计上海三篇、昆明三篇、重庆二篇、丽水一篇、桂林一篇、乐山一篇、城固一篇。已与熊迪之、江泽涵二先生分别审查竣事，共同决定推荐闵嗣鹤、王宪钟二君平分奖金。闵君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与王君论文《线丛群下之微分几何学》当然可在《科学》上发表。此外，龙季和君之《迷向坐标及其应用》虽落选，亦可发表。余则瑕疵甚多，无发表价值。
应征论文12篇，区域分别较广，沦陷区、大后方都有论文应征，可见当日学术活跃程度。高女士奖金也迎来了史上第一次两人分享。获奖者闵嗣鹤是西南联大算学系助教，王宪钟是同系四年级学生。此后，因通货膨胀，区区千元的高女士奖金自然经不起风霜。
学术评议与奖励是一个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学术体制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学术独立运行的重要基础。作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历程中，对学术评议与奖励系统的建立也甚有贡献。除高女士奖金外，还设立、管理如下学术奖金：
考古学奖金：北平社友会捐赠，奖给每年考古学成绩最优的学者。仅颁发一次，1930年度经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审查后，颁给发现北京人化石的裴文中。
爱迪生电工奖金：电工社友捐赠，纪念爱迪生。仅颁发一次，1934年授予王邦椿，论文为《豆腐培养基》。
何育杰物理学奖金：纪念何育杰在开辟中国物理学、培养人才方面等方面的贡献，蔡宾牟等社友捐赠。因通货膨胀仅颁发一次。
范太夫人奖金：范旭东捐赠，专门资助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年轻人，每年600元。
梁绍桐生物学奖金：1934年梁绍桐兄捐赠梁绍桐遗产大洋2000元。初作为刊物补充费用，1940年定为生物学奖金。因通货膨胀未见评议情况。
裘氏父子理工著述奖金：1945年无锡裘氏父子捐赠庆丰纱厂股票千股，指定生息作为理工著述奖金。1948年2月中国科学社正式颁布奖金办法，仅颁发一次。
上述奖项中，1939年设立的“何育杰物理学奖”值得述说。中国科学社当年聘请的征文委员为蔡宾牟（主任）、叶蕴理、查谦。燕京大学理学院院长、英国人班威廉1940年1月20日专门致函蔡宾牟推荐燕京大学论文：
亲爱的蔡先生：
现有参加何育杰教授物理学纪念奖金征文两篇，参加者为葛庭燧与马振玉，二者均为理学院物理系助教。文章题目分别为：马振玉《单晶铝镍之制备及其均匀热电效应之研究》、葛庭燧《萝藤杀虫剂之吸收光谱学研究》。
这两篇文章不是学位论文，均为二人的独立研究成果。
信函当然是英文，引文是笔者的译文。可见，班威廉对马、葛二位助教参加评奖之重视。重视自然也就有成效，马振玉文获奖，葛庭燧文与浙大物理系助教钱人元《重核分裂》二篇“内容亦优，因限于奖额，未能全录，改由本社《科学》杂志内发表，并致稿酬”。
学术评议与奖励有终身成就性质的荣誉奖励，如院士选举；有对某项重要学术成就的物质奖励，如诺贝尔奖金；有专门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奖励。中国科学社的上述学术评议奖励，基本上属于鼓励青年学人类别。中国科学社也曾有设立终身荣誉性的“中国科学社奖章”计划，每年颁发给“国内科学研究成绩最著之一人”，曾筹备组成了几次奖章委员会，但终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结果。
中国科学社所请学术评议专家都是当日学界真正的权威，上文提及的数学方面的胡敦复、钱宝琮、姜立夫、熊庆来、江泽涵，物理方面的胡刚复、丁燮林、叶企孙、吴有训、蔡宾牟、叶蕴理、查谦，化学方面的王琎、曹惠群、宋梧生、曾昭抡、张准、庄长恭，生物学方面的秉志、胡经甫、钱崇澍、伍连德，地学方面的竺可桢、张其昀、李四光、谢家荣、胡焕庸，考古学（其实是地质学，获奖者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方面的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大多是中国近代各学科的奠基人，其中不少人更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就，姜立夫、叶企孙、吴有训、曾昭抡、庄长恭、秉志、钱崇澍、竺可桢、李四光、谢家荣、翁文灏当选1948年中研院首届院士；江泽涵、熊庆来也曾是首届院士正式候选人；伍连德在国际上声望极高，曾提名候选诺贝尔奖。但他们似乎并不以权威自居，知道自己不是全能的，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外，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因此，对原子物理没有研究的胡刚复、丁燮林、叶企孙推举原子物理专家吴有训审查戴晨论文；竺可桢、张其昀请李四光决定陈国达地质研究论文的性质；曾昭抡不能确定各论文是否符合在《科学》上发表，需另请专家审查修改，“以免错误”；张准因自己在化学研究上并没有突出的贡献，因此请庄长恭具体决定论文等第；庄长恭虽对每篇论文都有所论列，但这些论文若要发表，必须请专家对论文进行修改。他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大学生的习作，而非专业的研究论文，所采取的却是如此严谨的学术态度，可见学术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他们对学术的尊崇。
中国科学社的学术评议与奖励，从程序来看并不规范。首先不是每个评审委员独立评审，而是一个审查完成后，传递给下一个，这样，上一个的评审结果自然会影响到下一个的判断。第二，没有遵循学术评议基本的匿名原则，每篇应征论文作者及其单位都是公开的。正因为评审专家们心怀对学术尊崇，以他们的学术良知弥补了规则的不足，以学术为标准，以公平、公正为原则，评选出实至名归的成果（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两届生物学论文都没有评出当选者）。因此，通过学术评议，真正选拔出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对获奖的年轻学者而言，不仅仅是成果获得承认，更是对他们学术人生道路选择的极大推进。高女士奖金的历届获得者除1930年度的戴晨生平不详而外，其他各位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席珍1931年留美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深造，后长期担任中国药科大学教授，从事与获奖论文有关的生物化学研究与教学。陈国达长期从事地质学理论研究，是大地构造学说“地洼学说”创立者，具有国际影响，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李森林后来长期在高校任数学教授，从事数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华国桢曾留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燃料工程系，回国后主要从事工业经济建设。闵嗣鹤和王宪钟获奖成果已处于数学前沿，表征了当年西南联大数学在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的指导下在国际上的地位，他们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数学家，王宪钟1964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何育杰奖金被表彰的三人，马振玉长期在高校从事物理教学与研究，曾获得中国物理学会所颁“从事物理教学50周年”荣誉奖；葛庭燧是金属内耗研究奠基人，中国固体物理奠基人，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钱人元是中国高分子科学奠基人，专长高分子物理化学及高分子物理学，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奖金获得者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奠基人之一，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其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国科学社档案整理与研究”已近结项，将在中国科学社成立100周年之际推出档案三卷，以志纪念）
来源：《文汇报》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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