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他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中国人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文化基因。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和现代气息，对本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依然需要从孔子的东方智慧中汲取精神养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义理想与有道德的市场经济
孔子于礼乐之中发现了“仁”，有“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之追问，也有“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的训导。孔子从带有宗法血缘特征的礼中，解释说明渗透礼制又不局限于礼制的“仁”的精神。仁与爱在先秦就已经多次连合为一词，仁爱基于血缘又具有局限，所以还需要“忠恕之道”作为“为仁之方”，于是虽“爱由亲始”，也终于能“泛爱众”。孟子更加重视礼背后仁的精神以及实现仁的合理方式，强调居仁而由义。荀子则要求“化性起伪”，作了制度性的一些探索。由此可见，仁义是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价值基础，几乎每一代儒学复兴都从重申仁义之道开始。
仁义之道完全实现的社会就是理想之治，《礼运篇》 就说明了这种最高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儒学所倡导的最高理想与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的社会主义理想相契合，也对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了伦理追求。虽然市场的重复博弈可以降低撒谎和害人的行为，法律的严惩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是，在市场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完全的情况下，重复博弈和法律惩戒的运行成本很高。而孔子开创的儒学及其仁义理想，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市场伦理的确立提供文化支持。马克思当年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认为这个阶段仍有共产主义法权。即使如此，在儒学的文化土壤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有更大公正的社会理想和制度安排得到理解、提倡和实行，对实践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和人民将具有长久意义和现实价值。这样既有效保存社会主义的理想性质，又有利于在规范、指引市场经济发展中寻找正确经验，创造一条现实的具体的由成功经验所不断支撑的新路，从而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
经世致用与富有人情味的契约意识、竞争意识
可能有人会问，孔子离我们已有2000多年，其思想是否仍然适应现代中国呢？其实，不管是2000年以前，还是2000年后的今天，国家制度社会结构或许差异巨大，但人性是相通的。例如，信仰是人们对于极高的或最高的、普遍的价值的信任、信赖和追求，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生活依然离不开孔子开创的儒学及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孔子按照《周易》的传统，支持祭天、拜天，这个天虽然高高在上，却从来都离不开人伦日常。从圣人、大人那里感受天的伟大，再用天的道理来说明人世的规范，是典型的以人观天。孔子诸多“顺天应人”的理念，说到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信仰方式、是一种通达人性基础上的哲学理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代性本身的一些弱点和弊病也暴露出来，面对这些问题，道德主义的谴责比较多，恢复淳朴生活方式的情感需要也比较迫切。孔子开创的儒学及其经世致用的一面提醒我们：伦理价值、心性修养确实具有独立的价值，道德精神可以照亮世俗生活，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极有价值。但同时，这些价值不是用来否定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绩、所创造的重要物质条件，而是成功运用到政治哲学上，走出一条不是那么冷冰冰的只重视物质发展的中国道路。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已是中国的客观事实，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归传统，以人情、乡情、报国之情为标准作武断评价。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契约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的基础上讲人情、讲公平才行得通。正所谓理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中国自己的道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和西方国家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经世致用和人伦日常，重视具体实践中的活法和做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中庸之道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
孔子主张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至”德，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同时，中庸还是一种方法，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的契机，灵活处理，辩证综合。中庸之道的“中”因权而变，关键在于度的把握。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和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它不完全是经验的综合，也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一种创造。
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具有如此强的生命力，离不开中庸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艺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愈益多样化的国家，和谐、中庸的理念尤其重要。当然，中庸之道、动态平衡，并不意味着采取实践步骤时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而是强调在发展结果的共享上、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注意统筹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平衡、内外统一，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尽一切可能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基础上强调中庸之道，重视多元之间通过共识和尊重达成的交叉面和共同点，避免物质主义的命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及其现代转化和实践运用，对避免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有重要意义。
当然，尊重历史、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始终需要冷静和客观的对待。具体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而言，就是不能只是“照着讲”，而应当“接着讲”。在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的进程中，吸收和借鉴孔子思想和儒学思想，同时结合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这样才能够从孔子的东方智慧中汲取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精神养分。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 《解放日报》 2014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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