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去取得的成就，来自于劳动和资本要素双赢发展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产生于劳动和资本利益关系变迁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同样也取决于劳动-资本契约关系的重塑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深刻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内生性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会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关键性作用。
权衡 上海市领军人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民进中央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上海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决策咨询专家等。
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与发展政策、收入分配问题、城市化、城市发展与贫困、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等理论和政策问题。先后获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与宣传优秀成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优秀成果奖等奖励和称号。
“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方面与以加工业为主的中国制造业的低端和低附加值有关，但是同时也是企业经营性留存即资本所得和生产税净额即政府收入挤占的结果，从经济长期增长来看，劳动-资本的收入分配格局日趋恶化，造成原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格局更加不合理，既影响了消费需求的上升，也导致全社会产能出现过剩，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而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回归经济增长理论本身
近年来，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增长模式中，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说法。比较主流的解释之一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分别来自于人口红利、外资引进、市场化改革以及强势政府的干预，可以分别叫他们“人口红利说”、“政府干预说”、“外资依赖说”、“制度红利（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说”；解释之二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比较优势战略和信息化背景下的技术赶超战略，因此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解释之三就是针对当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所谓“需求决定说”，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受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下降，所以“三驾马车”之一的需求不足，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扩大需求，促进可持续增长。我以为，上述各种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也从一个侧面分析和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及其问题，但是解释之一和解释之二，主要侧重从外部因素和条件出发，主要分析的是中国经济的外因，不妨称之为外因论和条件论；解释之三，其实是从经济增长的结果出发解释增长本身（即原因）；特别是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从如何摆脱危机出发，纷纷提出运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方式刺激需求，拉动和复苏增长。很显然，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方式具有典型的反危机式的逆向调节特点，并且具有明显的需求分析和短期分析特点。
但是，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长期增长模式及其转型问题，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供给结构和投入结构问题，并且是长期性的问题。从需求分析出发，立足于短期性分析特点，显然不能够十分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增长问题必须回到增长理论本身来解释，这不仅是由经济长期增长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经济学历来的研究传统。马克思在其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中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时，分别从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价值论、生产论出发，立足供给分析，建立了经典的劳动-资本关系分析框架；关注长期增长的现代经济学也同样通过建立生产函数理论，围绕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结构，先后形成了著名的索罗-斯旺“均衡增长理论”、卡尔多的“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分配与增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经典的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而且透过这一分析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期经济增长其实就是从供给出发，即供给层面上的要素投入结构及其变化。因此，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必须走出目前主流解释的误区，从长期问题出发，回到增长理论与供给的解释轨道和范式上来。
“劳动-资本”要素的双重解放
从现代经济学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数量投入及其结构与产出之间的组合关系。从这一点来讲，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就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理解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方式与产出间的特定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特点。就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实践而言，劳动-资本的特殊结构及其变迁决定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逻辑。经济增长的速度奇迹来自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资源配置机制背景下，劳动-资本等投入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廉价的“劳动-资本”特殊利益机制等引发的快速工业化和浅度城市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制造业的崛起、城乡二元结构、廉价的人口流动及其城市化等都是决定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变量。
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改革开放一系列制度变迁引起劳动、资本（含土地）这两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的双重解放，由此内生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效应。
首先，市场化改革下，劳动要素的解放与流动形成了中国激励性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量劳动力既没有得到合理配置，也缺乏内在的利益激励机制。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逐步实现市场化配置，劳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价格更加弹性化，工资和收入分配逐渐市场化，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个人收入分配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就形成了劳动力的利益激励机制。因此，通过改革劳动力市场体制，推动劳动要素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调动收入分配的内在激励性，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资本要素的解放与自由流动决定了制造业崛起和中国式的高速工业化。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不断释放出资本要素的活力，提升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的解放得益于政府对国企行政管控的逐步弱化，以及国企自身为适应市场经济而不断进行的企业经营制度革新；民营资本的解放得益于不断完善的市场体系、法制建设、更加顺畅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明确的权责利益机制，从而获得了空前发展；国外资本（即外资）的解放得益于不断开放的市场准入限制、外商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了解及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第三，最为重要和关键的是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创新，土地要素与农民身份也获得了解放，农村内部在加快工业化的同时，也造成中国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机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使得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回报率很高；高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使资本积累能力迅速提高，引致更多的资本投资；与此同时，不完善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要素同样很廉价，也为工业化扩张和城市化扩张提供了积极的红利，廉价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不均等，反过来造成居民储蓄倾向也很高，高储蓄成为资本形成和高投资的重要来源；城乡分割导致的公共服务缺失，也使得即使进城的剩余劳动力同样也非常廉价，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也是非常廉价的城市化发展过程。
即使观察政府变量，我们可以看出它同样也通过影响劳动、资本，甚至调整劳资利益来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地方政府围绕GDP增长而开展的锦标赛机制，决定了政府具有内在动力去招商引资，为吸引资本投资而创造更多有利于资本及其利益的条件和环境。在此过程中，本应承担平衡劳动-资本关系的政府，其实也成为资本投资型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当然也成为影响劳动-资本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有理由认为，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生产函数角度看，劳动与资本关系及其变化既是贯穿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等重大问题的主线，也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微观经济基础。劳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利益关系，既涉及制度创新及完善，也涉及利益分配，更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当前中国“劳动-资本”关系扭曲带来的挑战
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奇迹来自廉价的“劳动-资本”特殊利益机制等引发的廉价工业化和浅度城市化过程。但长期的“廉价”使得劳动-资本关系扭曲，造成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首先，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造成劳动者报酬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偏低，影响了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挑战。从199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低于50%的水平，并且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均处在较低的水平。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1955-1973年时，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55年的70%左右下降到1970年的64%左右，1973年以后，日本出现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的趋势；同样中国台湾地区在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劳动者报酬也出现过下降趋势，但是1968年以后开始上升，最高达到75%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偏低，1996年为67%左右，但是到2007年下降到50%左右，10年间下降了16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一方面与以加工业为主的中国制造业的低附加值有关，但同时也是企业经营性留存即资本所得和生产税净额即政府收入挤占的结果，因为从数据可以看出，从1992到2007年间，资本所得和政府收入一直保持较高的份额并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显然，中国的劳动-资本关系已经出现失衡，诸如“富士康事件”等由劳动收入偏低和非体面劳动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已经对社会心理构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尤为突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尽管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但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偏低，劳务派遣工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根据第六次全国企业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2007年农民工工资收入相当于城镇职工的79.70%，增幅也比城镇职工低1.17个百分点。派遣工与正式职工相比“同工不同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