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这一符号的“受众”已不是笃信“集体意识”的一代，而是强调个人权利和竞争意识的新一代。面对当代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现实的道德困境，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人格示范常态化的途径。
雷锋作为一个道德人格被肯定，既是自身品质使然，也与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关。上世纪60年代初的学雷锋活动与军人价值观和无产阶级信念紧密相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学雷锋活动体现畸形的思想道德和人格符号；80年代的学雷锋具体展现主体意识的启蒙、觉醒和精神文明重塑的价值取向；90年代学雷锋伴随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冲突和精神突围的社会需求；进入新世纪，学雷锋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相应变化，公德问题成为雷锋精神传承的核心。世易时移，从“学雷锋、看行动”、“学雷锋、树新风”、“学雷锋、讲文明”、“学雷锋、做四有新人”到“学雷锋、志愿行动”，不同时期学雷锋的口号各具特色、对雷锋精神的宣传也有所侧重，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雷锋精神对于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
雷锋精神首先是时代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其内涵和表达方式，雷锋精神与我国思想道德建设的阶段性要求和任务也彼此呼应。主体意识增强、个人利益诉求凸显的时刻也是雷锋精神的内涵被质疑、辩难的时刻；道德滑坡、信仰困惑的关头也是雷锋精神的部分内涵被呼唤回归的节点。50年来我们对雷锋精神的阐释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经历了提出、形式化、重塑、拯救、传承以及日益具体化和深化的过程，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凝结在雷锋精神中的基本品格又具有超越时代的蓬勃生机，雷锋精神的内涵表达可以与时俱进，但走出自我、服务人民并乐在其中的质朴品格却可以超越时代和社会，具有恒久魅力。我们要从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上理解和把握雷锋精神。
职业道德向理想道德转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雷锋形象的丰满与完整曾因为种种原因被局限和定格为艰苦朴素、助人为乐。仅就乐于助人来说，雷锋助人的自觉性与“学雷锋”的强制性、雷锋助人的持久性与“学雷锋”的形式化、雷锋助人的无私性与“学雷锋”者的功利主义等等矛盾和背离现象，很容易导致广大青年对学雷锋的怀疑。因此，把握雷锋精神的职业特色，从职业道德出发逐步树立理想道德，是相对符合实际的价值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雷锋精神的实质是与他的军人职责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职业道德。军人就首先要讲奉献。作为军人就是要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但雷锋精神同时又超越一般的职业道德，他把人生的整个价值定位于服务人民，把人生的意义定位于服务而非享受，并以此为信念贯穿实践，体现崇高性和理想性。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在敬业、勤业、乐业中学习雷锋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在从职业道德向理想道德的转化中把握雷锋精神。
人格示范向精神象征升华
崇高的人格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半个世纪以来，雷锋这个普通的士兵所呈现出的“精神原型”承载了不同时期社会的道德向往，形成了无比强大的人格力量。从有“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之称的朱伯儒到被誉为“新时期的雷锋传人”的郭明义，无以计数的雷锋式道德模范以他们鲜活的事迹和身影展现了不同时代的雷锋形象，雷锋已经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象征。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青年的人格示范趋于多元，随着青年的生活背景、奋斗经历、关注热点及成才路径的丰富多样，值得学习的榜样也更加贴近生活，可近、可亲、可学。由理想的追寻转向实际生活世界，由英雄梦转向平常心，是新世纪青年人价值取向的重大改变。即使如此，雷锋这样的精神象征依然有意义，胸怀家国与张扬个性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要从人格示范向精神象征的升华中感悟雷锋精神。
要传承、延伸和发展雷锋精神，我们还需要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和现实的道德困境，进一步思考人格示范常态化的可能和途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雷锋是一种集体创造的道德人物。我们是否应该注意道德人物的负载问题？雷锋生活的时代，有雷锋那样的战士，也有焦裕禄那样的干部，要注意避免单个地实用主义地对待雷锋或雷锋精神。时代条件及其面临的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应当避免离开今天的条件人为拔高雷锋精神。还应该考虑的是，在雷锋时代，还有哪些人物和精神，是被误打误伤的，而他们也许恰恰是今天所需要的珍贵的道德资源。在雷锋精神的宣传过程中，如何在强调其象征意义的同时，避免将其“高大全”地符号化，进而避免使受众产生排斥情绪，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雷锋精神这一符号的“受众”已不是笃信“集体意识”的一代，而是强调个人权利和竞争意识的新一代，他们心中的“雷锋”形象并不具体，要让他们理解、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更加需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处理一与多的关系。
使雷锋精神的学习回归常态
笔者认为，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应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结合，积极倡导负责任、讲诚信的价值取向。应避免把雷锋精神看作统领一切的概念，也不能仅仅依靠雷锋精神来解决当前的道德问题。中国社会当前的难题是公正问题，公正与责任紧密相关。罗尔斯将“责任”与“份外事”进行了明确区分，“责任”就是做“份内事”。从这一角度看，雷锋更多地应当作为做份外事的典范，但如果将道德建设的重点放在做“份外事”上，难言正常。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应放在“责任”上，即各守其位、各尽其职。与此同时，将学雷锋活动看作是献爱心也存在泛化和异化现象，中国的许多问题还需要爱心之外的制度建构。
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还需要继续发挥青年作为生力军的作用。从50年学雷锋活动的历程看，青年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青年也是传承雷锋精神的重点对象，“潘晓讨论”、“寻帽讨论”等几次围绕雷锋精神和人生价值的讨论也主要是以青年为中心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适合青年的学雷锋活动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弘扬和践行雷锋精神，是广大青年工作者和理论界应该持续关注的问题。
（作者黄凯锋为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2013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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