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是人类经济合作中的一个伟大创新，基于人类信用秩序的扩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提升了信用秩序的维度。但是另一方面，现代企业所占用的大量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社会成本并未被合理计量，例如环境污染的加剧、对子孙后代福利的透支等，都与现代企业和现代化大生产有关。我们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目标的偏离——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社会成本与自身成本计算之间、社会效益与自身效益之间的不匹配。由此，工业化企业普遍没有承担应承担的实际社会成本，从而加重了社会负担和后代的负担。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观博弈模型中，作为经济理性基石的“自利最大化”逐渐被等同于私利最大化、物质利益最大化。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以短期内的物质财富的获得（和捐赠）作为衡量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标准。
修正“利润最大化”的偏差，方案是代之以“效益最大化”。
效益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在计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的计量，将正外部效应纳入企业利益的计量，将企业规模不同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纳入企业责任的计量，并通过东方智慧来重新审视利益观，为这种计量方式提供个体理性的基础。
社会成本与企业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打开“黑箱”查看的关键人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科斯分析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运行成本，分析了企业规模的边界，进而提出了“社会成本”概念。
在吸收了科斯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业的成本不仅应计算直接成本，还应计算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效益的衡量也应该考虑外部效应。再者，企业的运作会占用社会资源，从而排他性地占有了其他人和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机遇，对于社会来说存在机会成本，因此，大企业理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如果其不能主动承担责任，政府则应在税收上强制再分配，占用资源越大，机会成本也就越大，税收也就应该越多。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机会成本”。
我们还可以得出另一种企业效益的衡量方式：
企业效益=（企业收入+社会效益）-（企业成本+社会成本）-社会机会成本这种将社会成本与收益纳入衡量范围的企业效益计算方法，显然与利润最大化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仍然是在现有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公式，还不能脱离事后治理的模式，也就不能真正解决经济的可持续问题。要真正解决经济的可持续问题，需要借鉴东方智慧，重新衡量“利益”。
重估“自利最大化”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每个个体判断自利最大化的程度不同，方式也不同，有些手段并未能实现其目的，或者无法在短期和长期间保持一致和均衡。这反映了理性水平的差异。我们只能假定在信息完全透明的状态下，经济人的理性水平是无差异的。否则，差异容易形成，由于遗传、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理性水平更会表现出先天的差异。
同样，对于自利最大化的组合中的偏好选取标准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也引出了经济福利与非经济福利、自利与利他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完美理性下是不存在的。信息越充分，理性水平越高，这种冲突就越容易被技术性地加以解决。
在东方智慧的眼光里，人、企业、国家都是具有相似特征的生命系统，随时通过物质、信息、能量的综合交易实现生存与成长。物质和精神利益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否则，必然出现失调。
就成本而言，除了付出的物质成本外，还包括时间精力和精神负担交易成本。收益不仅是物质利益，还包括认知的提升和技能的提高带来的精神愉悦和对思维模式的提升，这在日后会体现出决策能力、生产能力的提升，同时是效益的提高或者成本的降低。
和谐的理性是一个人生命健康成长的源泉。精神和物质若不能和谐，必将导致身心的失调。而精神和物质是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物质利益的获得需同时付出体力和心力（精神负担以及智力运用等），精神享受也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做基础。二者割裂或失调，是系统无序的最大动因。为此，人若要持续增长，就必须协调自身的精神与物质、与人交往的物质利益与信息收益、对环境的利用与养护等等。以这种方式指导其行为的人，我们称其具有和谐理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企业的效益绝不像利润这样简单。只衡量利润、而不衡量社会物质成本和人的交易成本，是产生环境危机以及人的幸福感下降的一个重大因素。
这个原理的实现机制先从个体（家庭内部）的关系上清晰反映出来，接着在企业的交易中和企业管理内部也开始被注意和实施（反映了经济伦理的社会化或者说经济理性的升华），然而，绝大多数国家还没形成、政府也少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宏观经济学的机械物理观及宏微观经济分析分离的结果）。
新经济模式预测
从长期看，有什么样的经济理性，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也就决定了增长的模式。和谐理性的共有信念使信用得以保证和延伸，保证了社会稳定、有序和开放，从而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竞争和合作。分工合作使个体间的交易维度大大提升，获得了高于个体成果简单相加的超额的物质和精神的增长。这种增长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以发生突变，打破原有的均衡而整体提升，系统变得更有序、更开放、更和谐。这就是和谐理性指导下的循环累积的可持续性增长过程。它与资本主义的繁荣—危机—复苏的封闭式的重复循环不同，而是向高层次突破中的自我扬弃。
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不再有物质和精神的分离，工作成为愉快生活和生命成长的一部分，老板和员工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对立和争夺的关系。社会地位不以财富的积累来衡量，而是以生命综合利益来衡量，以个体自身的提升和努力来衡量。
由此，人们自觉地不做那些破坏环境以扩大物质欲望的生产行为，不以恶性竞争和欺压的方式获得短期物质利益，而是在感恩、守信用的自律约束下，达到人与人、人类与其他生态之间的平等、和谐、共融，从而享受心灵的安宁和可持续发展的乐趣。
由此，自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不管是人自身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还是社会管理方面的成本；人们的精力从而集中在有利于整体的创新和对生命的探索上，而不是单一为生存和竞争而拼搏。由此，人类精神文明必然有新的大飞跃。
（作者李桂花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2012-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