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许多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落难于融资困境。笔者就以沪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和荣宗敬为例，回顾上世纪30年代民族企业的融资困境，并分析这个时期民族企业出现融资困境的原因。
刘鸿生和荣宗敬的融资梦魇
这是一个令刘鸿生终生难忘的夜晚。
1935年的一天，被人称作“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的刘鸿生登门拜访宋子文。宋子文刚刚上任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更显赫的身份是宋氏家族的成员，掌控中国经济的实权人物。刘鸿生此次是有求而来，因为这位沪上实业巨子近几年感到经营企业愈来愈困难。
1933年3月，他写信告诉儿子刘念仁：“我敢说，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在经济方面没有一样能使我乐观。我们确实是在黑暗中摸索，并且丝毫不知道这个黑暗路程何时能够走完。为了在危机下挣扎，我不得不更加尽力来经营我的各项事业。因此，我感到用脑过度，精疲力竭，而迫切需要我的儿子们的帮助。”
1935年9月，他在给另一个儿子刘念孝的信中说：“居民购买力的低落，政府政策上的举棋不定，特别是财政政策的动摇不定，是使工商业达到今日地步的主要因素。……我现在感到最恐慌的是缺乏现金。我无法使我们的营业能提供我迫切需要的款项。企业的衰落，使到处都感到这种困难。”
在刘鸿生记账房职员的记忆里，1932年以后刘鸿生的经济情况就不太好，他经常不断地向银行告贷，华商银行的路子走不通时，又多次转向外商银行，如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联系借款，但结果均未能如愿。
于是，社会上开始传闻刘鸿生企业即将倒闭，刘鸿生回忆说：“那一年，我们差不多天天过‘年三十’，总有人来逼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亲人也对我失去信心。连我的弟弟（刘吉生）也要从我的账房中提取他十一万元的现金存款，我当时不得不送九十多万元的银行股票到他那里去作抵押。在旧社会，人为了钱可以变得冷酷无情的。”
面对各家银行要求收回债款的催逼，刘鸿生请求宋子文伸出援手。然而宋子文脸色一变，问道：“你用什么作抵押呢？”刘鸿生回答：“我全部企业的股票！”宋子文嘲笑地说：“O.S.（即刘鸿生的名字）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蒙受了羞辱的刘鸿生绝望地回到家中，对儿子们说：“船沉之前，吃饱了米的老鼠总是先跑掉的。”他恍然明白，自己的企业做得再大，终究不过是权势集团的小伙计。
此事记载于刘鸿生的自述性文章《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一文中（上海《新闻日报》1953年10月4日刊登）。
沪上另一位实业家，荣家企业创办人荣宗敬，1934年8月16日写信给蒋介石，称“申新营业，困于金融”，“现营业照常，金融依然枯竭，维持救济之声流播社会，按诸实际，徒托空言，转瞬新花上市，需款甚殷，勉力支撑，异常焦急”。同日，他还致函孔祥熙：“迩来营业虽有起色，惟周转方面依然呆滞。实（业）部维持，只见方案；银团接济，亦托空言。按诸实际，则敝公司数千万之事业，只须筹垫三百万便可渡此难关。我公主持全国财政，定能设法援助，俾敝公司不致停机歇业。”
在荣家企业因资金问题举步维艰之际，宋子文曾经想把它吞并掉。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位知情者后来写道：“宋子文这个人样样都要拿，他也打算拿上海具有规模的华商棉纺厂”，1936年上半年，“宋利用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地位，企图拿下申新。那时，荣宗敬天天去中国银行叹苦经，要求中国银行帮助。结果谈坏了，宋子文同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两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宋想把荣一脚踢开，申新便全部由他管理”，“荣宗敬在宋子文面前不敢反对，到我们行里来，他非常痛苦，像要哭的样子，表示不能接受宋子文的要求”。
外部冲击和国内体制因素导致融资困境
对上海近代民族企业遭遇的融资困境，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解释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益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民政府对金融及社会经济控制的加强，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导致了上述局面的形成。
如在美国政府实施白银政策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根骤紧，利率高昂，物价猛跌，大批工商企业倒闭。1935年1月至10月，上海歇业的工厂数分别为13、8、13、6、19、22、19、25、20、14家。金融业的日子也不好过，1935年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的有20家，几乎等于前四年的总数，其中上海一地就占12家。
1935年11月，就在法币改革推出不久，沪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虞洽卿、荣宗敬、郭顺、聂潞生发表了《请求政府救济实业请愿书》，其中写道：“窃以比年以来，金融枯涩，白银外流，百业凋疲，生产日减，使长此不知救济，则经济总崩溃，殆成不可避免之势”，虽然政府在税收、货制、外贸等领域有所举措，但“全国经济生命所系之各项实业，则仍以缺乏周转资金，濒于危殆，生产日减，以致入超日增，尚未蒙政府予以救助。倘仍请由实业界人自为谋，如前之日乞怜于银行之门，则我国内之银行，类多商业组织，每以资力不足，未能从事于实业放款。且事实上即使稍有通融，亦多以所产之货品担保为度，而不愿接受不动产之借款，则各工厂之大部分固定资产，仍未能充分运用”。
他们呼吁：“为救实业以救国家计，当此政府财力集中、信用已树之际，亟宜筹设特种金融机关，由政府主持其事，略仿各国工业兴业或劝业银行之制度，专事救助实业。即以实业家所有之固定资产为放款之抵押品，并长期薄利，以应其需要。一面由中央银行减低市面利率，并设法收回高利之债券，俾资金不至集中于债券一途。如此则国内事业，方有转机，国际贸易，庶可平衡。”
他们提出两项具体政策建议：一、“请政府迅设特种银行，或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立拨巨款救助事业，以便各事业家得以充分运用所有之资本”；二、“请中央银行减低市面利率，并设法收回高利之债券，以奖励一般国民投资实业”。
这份文献不仅说明当时实体经济的资金短缺已成为全局性问题，而且也透露出既有金融制度存在的缺陷。李一翔在《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7-1945）》一书中指出：与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促进本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相比，近代中国的金融体制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银行对企业的融资基本上局限于提供流动资金，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极少。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仅有金融市场，并无完整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银行按其实际业务用途来划分，绝大多数（按照当时的行内人士的估计，这个比例高达80%~90%）都属于商业银行性质，以向企业提供短期信用为主要业务。虽然其中也有不少银行冠以专业银行之名，然而实质上仍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
纵观近代银行业的全部发展史，始终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专业投资银行，而它又是中长期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近代中国一直未能建立起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由此看来，民族企业家希望政府建立的特种银行，实际上就是能够接受企业固定资产为抵押的专业银行。
民族企业轻积累陷入困境
此外，李一翔还揭示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他写道：长期以来，中国的工业企业中始终存在着重发展、轻积累的倾向，一方面，不少企业不顾实际资力的限制，过度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工业企业偏好于把利润用于分红，不提取或少提取折旧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有一份调查资料说，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28家中国纱厂中只有7家曾零星地拨存过少量折旧费。
他认为，过度扩张和不注重内部积累严重削弱了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使企业对银行资本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当工业发展处于高涨阶段时，企业产品畅销无阻，获利丰厚，资金周转也颇显灵便，这种依赖性的风险往往被掩盖起来，而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的生产经营遇到困难时，它向银行获取贷款的信用出现危机，融资困境也就不可避免了。
荣宗敬可以说是上述企业行为的典型。他在回顾家族企业发展的历程时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他喜欢借钱办厂，明确表示，“我虽没有钱，人家肯欠给我，我就要借。”在他看来，多一厂就多一盈利机会，即多一还债机会，因此，债多勿愁，蚤多勿痒，债愈多愈风凉。
资料显示，在中国近代民族企业集团中，荣家的举债是较多的，从1927年到1931年，茂新、福新和申新的负债总额从1721万元增加到4091万元，增加幅度为137.8%。到1932年，借入资本在荣家企业各系统中所占比例大多超过一半，除茂新系统为16.2%外，福新系统为57.1%，申新系统更是高达68.1%。
这种经营作风连荣德生也未敢苟同，他在《先兄宗敬记事述略》中写道：兄“自奉俭约，除生活必需外，全部资财，放在扩充事业上，不足，则借款为之，余时加力阻……兄辄不顾，力图扩大，因此一遇逆风，即难收拾”。
问题在于，这种企业发展模式何以成为常态？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众多企业作出如此的选择？笔者以为，除了特定的外部冲击和国内体制因素，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路径及特点很值得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入的压力下启动的，与英国自内发生工业革命的情况不同，中国实业家的创业和经营活动带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和维权意识。
刘鸿生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那时我还很年轻，虽然口袋里的钞票很多，但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短短的买办生涯中，使我感到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里的现钞做点事。”荣宗敬回忆道：“余年未弱冠，即习商贾之事，往来申、锡间，见夫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
外部压力使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面临严峻局面，也使企业经营者更关注数量规模和社会影响，对建立现代经济基本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对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必要性的感悟，相对忽略了。
融资困境是社会转型的阵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带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机遇，虽然张謇等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民族企业经营中隐藏着公积金不足等风险，但追求数量、速度和盈利仍然是一般企业乐此不疲的目标。穆藕初在20年代初发起创办了中华劝业银行，其作为也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自由竞争的欧美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频现、贫富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等一系列问题，要求政府干预和国家统制的呼声不断高涨，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中国的理论界和实业界。在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出现波动时，人们不去寻找经济运行方式存在的问题，而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和责任集中到政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实施并加紧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其首要举措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金融体系。其实，在民族企业身陷融资困境的时候，中国银行业对工业的贷款额是明显增加的。
据李一翔的研究，从1930年至1936年的7年间，当时上海最重要的15家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额增长了2.18倍，像中国、交通、上海、金城等银行，不仅放款额增长幅度颇大，而且绝对额增加也很快，就工矿业放款占银行全部放款额比例而言，上海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居于前列，其中上海银行从1931年至1936年的各年比重为34.29%、37.59%、31.55%、29.18%、34.57%、32.39%；浙江兴业银行的情况是47.90%、46.30%、49.80%、49.40%、59.30%、61.90%。
然而这样的资助力度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民族资本企业的融资需求，何况一些没有官方背景的银行，本身经营也日益受到政府控制的影响，决策空间明显狭窄。
因此，本文开头所展现的场景，实在是民族企业家的一种宿命。游离于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培育的工业增长难免产生对政府的依附，像永安集团那样能够依靠商业经营提供工业发展资金的模式只是稀缺而幸运的个例。深层地看，上海近代企业的融资困境是社会转型的阵痛，是文化冲突的显现。
（钟祥财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2012年07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