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中，“历史”是个敏感字眼。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又有现实战略的摩擦因素，体现在政治外交、国民感情、学术研究等三个不同层面中。其中，历史教科书作为中日历史问题的晴雨表，反映出中日两国在寻求战后历史和解过程中的战略角逐与战略谅解。2005年6月8日，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等民间力量共同编纂的近现代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三国同时出版。2006年以来，中日政府间实施的 “共同历史研究”项目则为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最终推动中日历史和解作出了重要努力。
进行双边的共同历史研究，既是传统的学理性研究工作，也是一项特殊的政治工作，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历史视角。必须超越单纯的民族性情结，扩展为广阔的世界性框架，才能排除历史认识的主观特性，避免狭隘民族历史观的局限。第二，一体化的意识。法德战后历史和解的重大历史机遇来自于欧洲一体化浪潮的兴起，来自于一个具有强烈地缘色彩的 “欧洲意识”的诉求。第三，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历史和解的战略基础，只有根植于政治相互信赖关系基础上的历史和解，才能有效地规范两国历史认识的正确方向，推动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
所谓中日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由诸如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现实中的问题引起的，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具体方面：
一、历史认识的差异。二战后，关于历史认识的研究，中日双方各有侧重。日本方面，出现了研究自由主义史观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实证主义相关的历史构成主义和与战争责任相关的 “战败后论”，以及强调加害者与受害者混合意识的日本复合主体论等思潮观点。中国方面则重点关注历史史实与战争原因的研究。
二、关于历史史料的公开问题。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看，日本比较注重微观研究，注重细节部分，中国则更加重视宏观研究，注重历史观、历史认识等原则性问题。中日双方应在宏观、微观方面很好地进行互补。
三、近现代史阶段的历史伤痛。近现代中日关系史是包含激烈战争的历史，关于近现代史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留存于两国民众的心中。特别是对遭受了日本侵略的中国民众来说，这种记忆尤其深刻。
史学具有超越功利主义的特征，历史反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促进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由于国家利益的差异、解读历史的方法论不同等因素，不同国家对于同一时段的历史的看法迥异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在事关根本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双方都需要拿出勇气与胆识，冷静而客观地探究历史的真貌，形成共识，这样才能以史鉴今、面向未来。
今后，围绕两国的历史观，关于1945年后的日本和平发展的历史，以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再认识与再评价，将成为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
总之，历史和解的道路曲折漫长，东亚国家，例如中日、日韩之间的历史和解可能需要经历比法德更加漫长的时间。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友好与发展是中日历史和解的基础与前提，正确的历史观将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理性发展，错误的历史观将引发严重的民族主义对立。民族主义在诸多场合往往是与历史记忆纠结在一起的。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问题通过学校教育，对国民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历史观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中日需要进一步努力。或许有一天，中日也能像法德两国一样，共同编写同一本历史教科书。
（高兰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2012-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