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如何甄别信息真假由此成了困扰人们的难题，也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法国学者卡普费雷曾提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揭示了谣言的产生原因和机制：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而今，这个公式应作一点补充和修正：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含糊不清×信息的传播速度。信息的传播速度是决定其影响范围的重要因素。在过去，谣言往往经由人际口头传播，被称为“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有限；但随着电子邮件、网络论坛、手机短信、微博等即时传播手段日益多样，谣言获得了新的传播方式，破坏力大大增加。
遏制谣言，要把事先预防、事中应对与事后查处结合起来，眼下尤其要注重前面两项。
关于谣言，首先要厘清两个似是而非的认识。一是不少人简单地认为，谣言就是虚假的、错误的信息；而事实上，谣言的蛊惑力在于它既包含了虚假，又利用了一定的社会心理因素。二是认为“纸包不住火”，假的终究是假的，我们不必理会谣言，最终它将不攻自破。但这里需要指出，“谣言”往往是对一个信息“事后”的评价和定性，在此之前，很多人认为它是真的。更关键的是，某些谣言在短期内无法“证伪”。例如2004年12月13日晚，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受到“诈弹”威胁。尽管事后证明是一场虚惊，但高度紧张的警方不得不临时中止正在进行的足球赛，球员和球迷被紧急疏散到大街上，在深夜的寒风中簌簌发抖。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与谣言有关的5种犯罪，分别是“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第105条），“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交易的虚假信息”（第18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情节”（第221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第264条）、“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刑法修正案（三）第8条）。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了3种造谣者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情形，一是“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二是“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三是“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从上述法律法规来看，我国对于谣言的防范是严密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但也要看到，防治谣言，法律事后查处的作用有其局限性。首先，法律只能追究极少数故意制造、传播谣言者的责任，对于大部分缺乏主观故意的当事人无法追究。其次，有些谣言往往真伪难辨，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当事人无法正确判断，传播时并没有负罪感，法律的威慑乃至阻遏作用因此大打折扣。比如我们看到，在诸如“地震”、“抢盐”等谣言传播过程中，
大多数人往往抱着互相帮助、趋利避害的愿望通知亲朋好友。最后，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本身有扩大、聚合、裂变的机制，从而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法律无法改变这一机制。
总之，法律的功能主要是在事后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而要遏制谣言流传，更为关键的是事先预防和事中应对。
事先预防，一要借助用户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等制度设计，借助强大的技术能力，清除制造谣言的源头，二是不断扩大权威信息的公开范围和程度。事中应对，则是建设更加灵活、快捷且符合网络传播规律的权威信息的动态发布体系。“谣言止于智者”，但如何让人们成为“智者”？显然，更多掌握和了解各种信息，人们才能提高分析辨别的能力，进而不轻信、不传播各种谣言。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工作要积极去做。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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