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期间，许多经济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前景的探讨也不断深入。面临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保增长、调结构，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挑战不少。昨天，龙年第一次 “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举行。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机遇与挑战、保增长与调结构等诸多话题，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美国的再工业化
圆桌会议上，与会上海经济学人大多认同，美国经济复苏超过预期，而欧洲的体制性缺陷导致复苏遥遥无期。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研究员指出，今年的经济形势确实和往年不同，主要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上海的影响非常明显。全球中最不确定的还是欧盟。欧盟可能引起的风险比较大，这些主权债务大量是民间银行持有，而这些民间银行有互相持有股份，所以万一爆发，引起的连锁反应产生的冲击波就很大。
与此同时，美国复苏明显，再工业化有很多的举措，包括税负改革、严格贸易制度、制造领域降低成本等，但美国的再工业化对中国的制造业可能影响非常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指出， 2月份，美国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8.3%，制造业每周平均工资创下十年来新高， 2月非农就业环比增长0.1%，这些都是非常明显的复苏讯号。目前美国只有房地产这一项还没有复苏。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熀松研究员认为， “美国经济好不到哪里，但也坏不到哪里”，他说，美国经济经过三年休养生息，美国房价已经见底，股市创出新高，物价也较稳定，正在实质性的复苏中。但他也指出， “由于美国老龄化严重，新的科技革命也没有爆发，所以美国经济要好也好不到哪里”。
刘誯松也同时提醒，美国现在非常强调再工业化，而且很可能实现，而美国的制造业效率肯定比中国好，如果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不断上涨，效率却不上去，那么制造业很可能大量回流美国。
而欧洲的经济就不容乐观了，刘誯松指出，希腊危机尽管依靠债务置换，可以暂时过关，但由于欧洲的老龄化、消费主义、福利政策等顽疾，欧洲经济增长前景黯淡，至少需要5-7年才能有复苏迹象。不过他也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
中国经济正在艰难转型，而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又恰逢危机迭现。当转型遇上危机，困难不可小觑。
袁志刚指出，日本、韩国当年转型时也都碰到了世界上一些大危机，包括石油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与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的内外压力有相似之处，应该引起重视。他建议，有必要认真研究经济危机，“目前看来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应该未雨绸缪”。他指出，日本、韩国等都是在高速增长35年左右遇到了较大的危机。
袁志刚认为， 2012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今年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他从外贸、投资、消费等几大需求分析。今年以来进出口下降超过预计，一方面是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的几大成本上升；投资动力是不足的，固定资产投资正在下降；消费增长也在下降， 1-2月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实际增长只有10.4%，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中产群体的消费向境外溢出，而仅靠农民和低收入群体消费的增长支撑不了。
而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也面临压力。袁志刚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居民储蓄、资本形成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对持续经济增长带来挑战。比如，老龄化加剧，抚养比不断上升，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大宗商品成本、融资成本四大成本上升，中国企业面临很大困难。
他指出， “良药只有一个，就是加快改革，主要是要素资本化改革，包括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上海交大教授陈飞翔认为，中国经济当前的危险不是速度下降， “7%左右的速度在世界上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他最担心的是，经济增速刚刚有所下降，就有人用传统的观念来吓唬人，导致结构调整半途而废。
他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弊大于利。 “老百姓对经济增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冷漠，因为增长意味着涨价。”在他看来，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中国经济高增长是给他人做嫁衣，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高速增长甚至部分牺牲了国民福利，国民收入增长一直是低于经济增速的。他强调，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应保持7%-8%左右的速度，让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合理回归，让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把调整结构、优化利益分配作为关注重点，而速度不再是目标。
结构调整向何处寻动力？
令人关心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什么。会上，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引发的蝴蝶效应引人关注。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金海指出，经济的拉动无非要看投资、消费、出口等几个方面。从投资来看，这几年投资最多的领域首先是基础设施，但不会一直有那么多的高速公路、城际交通需要继续投资，另外是城市的公共设施，如果经济不好，公共设施全靠财政，而财政来源还没有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此外，对于制造业的投资也多年连续增长，其中投入最多的是水泥、陶瓷、玻璃这些非金属制品的制造。而这些主要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相关，如果这两项放慢，就会出现过剩。
再看消费方面，消费增长最快的领域是汽车，汽车对整个消费增长率的贡献率在20%以上。但是未来空间有限，不可能无限增长。而消费的另一个重点与房地产相关，各种装修、家电等，房地产市场萎缩后，也会受到影响。
袁志刚也指出，房地产调控是一个硬调控，充分发酵效应将在今年年中显现。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将随着房地产的调控受到影响。房地产外围的产业影响比房地产本身更大，包括电梯、家电、家具、中介服务等。他也提到，限购如果有任何松动的话，会出现强烈反弹，对于经济的伤害也很大。受到房产调控影响，上游的钢材、水泥等行业都会受影响。尤其是竞争越充分的行业，影响越大，这个应该引起反思。
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认为，收入水平决定需求结构。结构的问题是由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决定的。有形的设备投资和无形的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他认为，房地产市场应该要开放，继续要让它发挥让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形成、技术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指出，讲到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制度环境没有变，还在原来的制度环境、税收体制下来进行。而这一次 “营改增”试点之后，可能会对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机遇。 “1-2月，跨国公司在上海投资的积极性大幅提高，今年计划引进50家，到2月份已经进来十几家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制度环境真的能够改变，就有用处了。”
复旦大学教授孙立坚认为，一定的经济增速是一个产生良性预期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增长，投资就会下来，消费也会更加保守，这在日本曾经是得到过印证的。因此，在调结构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同样重要。他提到，中国有很多抗经济周期的产业，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应该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我们自己主动全面放弃这些所谓的低附加值产业，主动退出出口市场，其实很不明智，这将导致对外贸易较快下降。（杨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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