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2012年2月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市美国学会、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共同举办“纪念《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各界人士近2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和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黄仁伟在讨论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崔天凯表示，《上海公报》是中美两国求同存异的创举，其智慧与远见至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有信心。中美外交官和学者认为，中美需要通过更多对话增加战略互信，并且扩大共同利益，多开展互利互动。
值此纪念《上海公报》发展40周年和习近平副主席即将访美之际，从历史、现实和前瞻的视角重新认识中美关系显得更为必要。
首先，中美关系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4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总体向好，它折射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强的发达国家之间艰难的磨合历程。
其次，中美关系内涵不断丰富，外延日益拓展。中美互动的议题和问题不仅涉及双边关系，还更多的涵盖了全球地缘政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世界经济和社会管理、地区整合等方面。
再次，中美和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和斗争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重要的特征，并正在改变着西方对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垄断，中国在和平发展中正在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最后，对中美的原则分歧和利益冲突要有耐心和信心。一是要看到中美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不会很快消失；二是既不能忽视美国针对我逆时而动言行的严重后果，又要坚信中国对美合作加斗争的最终效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杨洁勉
大凡了解中美关系史者，均知“非敌非友”一说：有“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之俗语；还有“上半年坏、下半年好，前二年坏、后二年好”之归纳。诸如此类，无不形容中美关系从来处于循环、摇摆、反复、曲折状态之中。然这中美关系的互动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不仅有正面互动，也有负面互动；不仅有多领域的互动，也有个别领域的互动。这里择其要者，略举几例。
其一是全局的战略互动。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战略大三角之间的互动，中美合作抑制苏联扩张，中美缓和带来美苏缓和，引起全球战略格局变动。
其二是局部的互动。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展开反恐战争，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行动，但在非军事领域同美国配合，全球反恐网络才得以形成。
其三是较量与合作交织的互动，最典型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当美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时，中美可以在保持台海现状问题上相互妥协甚至默契；当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先进武器系统、或者提升“实质性的非官方关系”时，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僵局甚至严重的倒退。
其四是利益的互动，特别表现在经济领域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其典型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大至两国贸易关系整体框架，小至每类商品税率，前后历时十余年，其艰难可谓叹为观止。
其五是针锋相对的互动，突出表现在人权问题上。上世纪90年代有每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辩论，实际上是把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使经济问题和政治争端交织在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把中国列为主要目标国，中国也以“美国人权白皮书”予以反击。
其六是时断时续、进进退退的互动，最明显的就是两军交流。上世纪80年代，中美两军关系良好，曾经达到情报合作的程度。90年代跌到冰点，在台海地区一度出现美国航母与中国导弹的对峙。
其七是围绕第三国问题的互动，大部分与中国周边的邻国有关。中美既有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处理一些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也有出于共同利益维护巴基斯坦稳定，还有在缅甸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等种种互动。这类互动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不能低估。
其八是国内政治的互动，特别是美国大选年的国内政治氛围往往对中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两党候选人拿中国说事来吸引舆论、争取选票，早已不是新鲜事。
从上述几例可得到启示：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高于恶性互动，正面互动大于负面互动，互利的互动多于互损的互动。如此，双边关系才得以弯弯曲曲地走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