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年前的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乘专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先导。为纪念“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上海市社联日前举行专题理论研讨会。本报今天发表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
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夏禹龙
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迄今已整整20个年头了。这个谈话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重大转折点的意义，它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等著名论断，扭转了当时可能出现的以反对和平演变代替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中心的走回头路的局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政策的基础，开辟了其后20年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道路。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实行计划经济，虽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付出的社会成本过大，且不可持续。因此，它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推行的经济改革，无不以市场为其取向，中国也不例外。
市场经济既是资本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又为资本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市场中运行的不仅有私有资本，而且有国有资本和其他形式的公有资本。而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在当下社会中同时内在地兼有文明化和野蛮化两种趋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发展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遏制其野蛮化趋势。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的野蛮化趋势在世人面前明显地呈现出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加强宏观调控，让一味推崇市场自发作用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处境颇为难堪。中国处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中，同样采取了强有力的调控措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必须明确，加强宏观调控，决不是要削弱以至否定市场对生产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当前出现的私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生产不振和国有垄断型大企业的资金雄厚、利润高企形成鲜明对比，其职工待遇也差距悬殊，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须知，通过垄断资源谋取超额利润，也是资本的一种野蛮化趋势，即使是国有资本也不例外。要解决这一问题，当然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相应有效措施，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形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关键，在于政企没有真正分开，企业利益与部门利益紧密结合，使政府丧失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正立场。因此，要使这一问题得到根治，就不仅要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而且不能不相应地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有效地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让邓小平同志首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各种障碍，继续健康向前推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康庄大道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
赵修义
在亲历了20年的巨大变化后，今天重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一方面深感其重要和远见，另一方面也觉得需要在总结20年经验的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南方谈话”的精神，从“谈话”中汲取智慧，为解决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做出新探索。
由于人们所处的解释学境遇不同，对于“南方谈话”丰富内容的关注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机会”等等。现在读来，倒觉得谈话提出的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了一句“狠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其中最关键或最困难的是“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如何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两个坚持”。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去探求的问题。
当然，不同时期的探求重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说，199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问题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寻求辩护，为市场导向的改革开辟道路并寻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恰当途径，那么到了世纪之交，问题的重心就开始转到如何直面市场改革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目标——共同致富，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建立起维系社会的道德纽带。
这里既有操作、对策上的许多问题有待实践家去解决，也有思想、观念和学理上的问题有待理论界研究。
以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例，我们在市场改革初期，大量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的许多做法，在学界则是大量引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这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益的。一时间，经济学成为显学，而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则被视为主流经济学。但是有些主流经济学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这种经济学说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经济人”假设最为流行，几乎被用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甚至用于解释全部历史，包括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政策主张上就是把全盘市场化当做解决所有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公共政策领域，把本不该市场化的许多公共服务领域推向市场化和产业化。与此同时养成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决策思维模式，一切以“经济效率”为出发点和归宿。学界有些人为此做出论证，比如有论者认为唯有效率才是值得追求的。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公平正义”、“共同致富”被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最终把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世纪之交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论述有意无意淡化了，导致社会问题大量积累，贫富分化趋势长期得不到扭转。
在精神和道德层面，自由主义的泛滥使得社会上弥漫着拜金主义风尚。这种风尚又同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基因结合起来，就如荀子说过的那样以“势荣”取代了“义荣”，讲究的就是“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唯富为荣”，将财富的多寡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唯贵为荣”，一味讲究等级身份，使得“官本位”的等级观念被强化；“唯名为荣”，不择手段追求知名度；“唯奢为荣”，为显示财富、地位和名声而崇尚奢侈，比富斗阔，以物傲人。凡此种种颠倒了荣辱，败坏了社会风气，弱化了社会的道德纽带。
近年来又出现一个新情况，就是期望用返回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来解决新问题。有些舆论竭力美化计划经济时代，好像那个时代是如何如何的公正，风气是如何如何的美好。其实，只要是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明白，那个时代不仅存在普遍的贫困，而且身份等级的划分是何等的严格！现在为公众所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就是在那个时代建立并日渐固化的。当今城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久久不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二元体制根深蒂固。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惯性也是当今钱权结合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因此，革除这些弊端，仍然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这些问题有待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学理、观念上加以进一步澄清，以便为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并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提供学理支撑。这也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所应担负的责任。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三个有利于”是发展道路的检验标准
张幼文
针对来自于“左”和右两种不利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思潮，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的迅猛发展证明，正是因为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了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有效释放，综合国力得到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显著提高。
在实现了20年的飞速发展以后，今天在思想观念上影响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已经不是当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怎样正确认识发展成果与效益的问题。研究表明，“三个有利于”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发展阶段上选择发展战略与政策的依据与标准。
20年来，我们突破了旧体制的障碍，通过改革形成了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发展导向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了世界出口第一、外资引进第二的开放型经济。总体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是发展成就的最集中表现。这一发展使我们摆脱了贫困，成为世界瞩目的最大新兴经济体国家。从一个经济大国向一个经济强国发展的道路已经起步。从社会生产力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大，但经济结构依然落后，国内生产总值主要由低端产业创造，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尽管沿海地区发展起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并有较强出口能力，但大部分是由外商独资建立的，中国社会、中国资本或中国企业的生产力仍有待进一步开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是在新阶段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核心，是战略选择与政策设计的重心。
在综合国力上，除少数领域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出口贸易竞争力。贸易竞争力又主要体现为价格竞争力而不是技术或品牌竞争力。科学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弱，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中的最大隐患和瓶颈被增长速度与总量规模所掩盖。在新的发展阶段，战略选择的核心与关键是如何在科技与产业创新等意义上提升综合国力。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容怀疑，但是也要看到今天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来源上的结构性问题。投资拉动、土地财政、资源消耗、环境成本和低端劳动等是国民收入提升的重要来源，其水平不仅相对较低，而且也不可持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不只是国内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分工中如何获得更高收益。我们要从体制优化上提升外贸外资的竞争力，改变继续靠政策让利的初期发展模式。要改变用GDP等规模性指标检验发展成就的观念，更多用体现国民真实福利水平的指标作为发展目标。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精髓，“三个有利于”是在发展观上的实事求是，是我们应当在中国发展阶段的不断推进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重温“南方谈话” 提高理论自觉
刘世军
20年前的1992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改革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又一次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为改革开放注入了强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先导。20年过去了，重温这篇充满创新精神的光辉文献，仍然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谈话释放出的思想能量、折射出的理论意义，带有宣言性和纲领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探索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标志性理论创新成果。对照今日中国改革实际和发展难题，重新学习这篇谈话，对于我们提高理论自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不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等到哪一年才实现”；“苏联东欧的变化，说明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不能乱，中国一乱，便是一片灾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家庭是个好东西，都搞集体性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我们还要维护家庭，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浦东开发，起点可以高一点。起点高，关键是思想起点要高”；“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等等，这些论断无不体现出大国领袖的战略思维、睿智头脑和犀利眼光。
今天重温“南方谈话”，足以让我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提高理论自觉。举其要者，如下几点，尤为重要。一是“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的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完整的配套设备。所谓动摇不得，也是完整的全面的，既不搞中心转移，也不搞多中心论，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三个方面统筹考虑，我们就任何时候都能坚持正确方向；二是“左”和“右”都可葬送社会主义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帮助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当足以令诸君牢记在胸；三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近年来，全球化的深度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及社会深层矛盾的充分暴露，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足以令我们在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有高度的自觉；四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说，21世纪是年轻人的。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注意培养人，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通常说，中国的长治久安，要靠民主法治，靠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统一，这一点人所共知，但是从战略上看，要树立人才为要、人才为本的思想；五是“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用这一点，时时对照我们的理论研究、对照我们的文风、对照我们的作风，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在提高理论自觉上大力提倡，切实践行。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
“发展”与社会主义原则，两者都不能偏差
许明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引发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热潮。20年过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当前中国发展的主流、社会现状的主体方面是好的、健康的，这是一个应有的基本评估。但是，20年的持续改革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一马当先，引发了它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各个系统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诸多矛盾。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要正视这个不平衡、加大力度纠正这个不平衡的时候了。
关于“发展”，过去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但怎样发展，怎样才是新的发展，发展的偏差如何纠正等等问题，我们谈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发展中的价值导向问题尤其谈得不够。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原则，现在是要在深层次上思考这一尖锐问题的时候了。
发展中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而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是如何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问题。市场经济必然引发的利己主义倾向与社会主义制度内在地要求的利他主义之间产生的矛盾以及由此孵化出来的社会问题，正在发酵和演变成一些令人担忧的事件，有的事件正在形成方向明确的舆情并危及当今社会的稳定。
在理论上认清这种矛盾并做出符合国情民意的解答，是当前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在不同层次上做到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与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原则”相融？这是一个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会生成出来的大课题，是深入学习研究科学发展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曾经说过，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资本家会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资本逐利的原则不会因为在中国而改变其性质。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可控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市场经济。20年来，中央政府的战略调控都顺应了这一规律。我们要培育“有民心”的市场。这是“社会主义”对“金钱拜物教”的反制。
我们当然要推动根本性的制度建设来制约由于制度缺陷而造成的不受束缚的资本肆虐现状。但是，为社会性的“良知”教育广造舆论，则是人文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们用广泛的舆论来谴责“获取不义之财”，我们用各种方法在全社会培育利他、助人、同情、公益、诚信等道德精神，而这些精神与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要求是互为补充、互为表里、实质一致的，与在经济活动中遵循“市场”原则是不相矛盾的。
发展，壮大了的经济，如今暴露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缺少“灵魂”、“良知”、“道义”、“诚信”等内涵，它可以说是完善的、理性的市场经济吗？它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吗？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年后，在“发展”成为主调的时候，我们更应清醒思考一下发展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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