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它既是法制历史进程的一个总结，更是国家依法治国方略的崭新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法制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基础，也为法律实施新高潮的到来拉开了序幕，法律实施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
2011年12月10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法律实施”高端论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李蒙，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重庵，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刘家琛，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等出席论坛。
一批包括江平、陈光中等在内的顶级法学家齐聚一堂，共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伟大成就，热议法律实施的时代新要求，坦陈当下各领域法律实施与理想的差距，献言科学促进法律实施的新思路新方法。
话成就，思重任，提思虑，献策略。
法律因实施而生命力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法律实施各个方面的新发展，昭示着中国法制发展新时代的到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卓泽渊欣喜地告诉记者。
毋庸讳言，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因适用而增价值，法只有扎根现实生活才能绽放生命之花。”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看来，法律的实施是检验法律质量和立法水平的根本标准；法律的实施是检验司法能力和执法水平的基本标准；法律的实施是繁荣法学研究、推动法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法律保障的作用触及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都需要法律上的保障，而“所有这些法律上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的实施。”刘家琛说。
立法的发展，为法律实施创造了更好的制度前提。法律实施要想得到更好的推进，并取得更好的成效，同样需要具备自我审视和反省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坦言，“现在老百姓感觉到市场的法律和市场的实践差别比较大。”换句话说，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的两个方面，其中，市场自由是市场发展的动力。江平认为，市场自由更多地应该强调市场主体的自由，也就是说政府尽量少干预、不干预。而在市场秩序这方面，本来应该政府管的更多，因为市场秩序是强行法，秩序应该是维护的，而政府有的时候却更放松了。“政府的公权力在市场自由的法律和市场秩序的法律实施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协调。”江平说。
世界各国的法律十之八九是由政府执行的，我国也不例外。如果没有政府的严格执法，整个执法都必然处于无所作为或非法作为的状态，法律制度的意义就必然会被大打折扣，法律体系再完备，也不能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社会，更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实际效用。鉴于此，卓泽渊强调，“依法行政成为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更强烈的法治要求。”
与此观点相佐证的还有一份来自上海的法治建设状况满意度调查报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史建三研究员提供的调研数据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对上海的总体法治建设状况表示满意，而对依法行政领域的法律实施满意度最低。“依法行政任重而道远。”史建三不无感慨。
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七年来，我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但不能忽视现状与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醒说，目前各地各部门在推进依法行政方面仍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和障碍：观念、体制和机制、具体运作制度和人员素质。“我们应通过灌输、培植、引导和促使等多种途径，努力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依法行政的理念。”姜明安呼吁。
法律实施是最有活力并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法治实践，而司法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实际保障。显然，没有司法，法律无法得到全面的遵行。其中，警察、检察官、法官、法庭、监狱都在司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扩大“司法机关”一词的使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终身教授陈光中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公安机关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力量，依法行使侦查权，因而具有一定的司法职能，但并不能简单定位于司法机关。否则，“不仅与国际通例相左，而且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的内涵。”
“人有所犯，一断于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终身教授张晋藩在考察了唐初盛世法律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之后断言，今天，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充分发挥法律的调控作用，树立法律的权威，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如此，才会激发起人们重视法律、维护法制的自觉性和信心。（院网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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