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的一篇报道说许多社会精英英年早逝：2004年，54岁的爱立信原中国总裁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38岁的均瑶集团原董事长王均瑶英年早逝；2005年，32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萧亮中凌晨4点猝死； 36岁的清华大学电机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 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与世长辞；2005年，59岁的著名画家、导演陈逸飞逝世；…… 他们未必都是“天才”，但大多是学者、科学家、知名人士、艺术家、企业家、高级经理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成功、财富、名誉、智慧，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强者，是胜利者，然而与他们关联的词是：过劳死、亚健康状态、心力衰竭、心理危机。
掩卷长思，我们身边又何尝未见英年早逝之人？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来自四组机构的调查结果。
一组数据来自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责任公司，它是针对北京大公司的社会精英的。通过对415位北京“社会精英”做调查，发现心理疲劳非常严重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心理疲劳的表现是：易疲倦；缺乏精力；易生病，脸色不好；与家人或朋友的沟通越来越少；容易忘事；容易忧虑、发愁；有迷失感，难以开心快乐，易急躁、发脾气。
另一组数据数据来自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和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的调查。它是针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的。通过对1576位高级经理人的调查发现，结果是70%的接受调查者感觉到压力的困扰。27%高级经理人感觉心理衰竭，这种状况被描述成身体、情绪和心理上消耗殆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将体验到持续的身心疲惫不堪、厌倦沮丧、悲观失望、失去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是身心健康的最严重后果。
第三组数据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陈龙教授的。从2000年起持续至今，中科院以开滦煤矿作为个案，研究“社会转型期间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急源和心理健康”问题。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有干部死亡，都在四五十岁。调查显示：职位越高，承受压力越大，心理出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参加调查的人当中有31.95%和11.21%的人曾经分别患有或正在患有恐怖症、焦虑症、强迫症、抑郁性神经症、疑病性神经症、癔症、神经衰弱等症状。
第四组数据来自媒体的报道。有媒体称：国家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中，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份跟踪近十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十年前的58~59年降至调查时期的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降低3.26岁，其中15.6%发生在35~54岁的早逝年龄段。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看到这些报道和数据，真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事实上，我们这些上班族又何偿不是处于这种亚健康状况？我们又何偿不是面临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在医院体检时，我与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却越来越差。”我们的成功绝大部分是以牺牲身心健康为代价，不知道这值得不值得？！不管值不值得，社会的功利化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又决定了你不得不这样做。目前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过于功利，过去评定一个人是否成功，我们都是看其知识与才华，以人为本；现在则经常简化为对财富与不动产的拥有，以物为本。要有房、有车、有钱、有权，这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正是社会的这种价值取向，要想实现自我价值，要想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你就不得不不断地努力，超负荷地工作，实践着社会与他人对精英的期望。当努力与机遇相结合，使自己跻身于精英行列时，社会又给你摆出了精英的生活图景，而这一图景在社会评价体系功利化之下更多地表现在物质上：你的消费高于他人，你需要换一辆更好的车，你需要住在更高档的小区里。如果你买了好房子，就需要和它配套的东西，养一些名贵的花、名贵的鱼、漂亮的装饰……社会给精英摆出生活图景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对社会要有所贡献，要有不同于普通人的业绩，你在工作上要有突出的成就，要给所在单位带来更多的效益，要给社会带来更多有益的成果，在这种社会压力和职业压力下，就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就容易形成一种玩命工作的状态，体力严重透支，最终功也成了，名也就了，命也没了。
令人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一些媒体和领导仍在宣传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狂”，表彰模范先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少单位一味压任务、促进度、抓成果，而且“鞭打快牛”，将社会精英逼上只能进不能退的“独木桥”，而很少关心他们的工作负荷和身体健康。而这些社会精英又总是对事业的期望值很高，常常以忘我工作来实现自我，不注意劳逸结合，缺少体育锻炼，最终出现“过劳”、亚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机等诸多综合症。难怪美国《财富》杂志用“最后的禁忌不是性，不是酗酒，不是毒品，而是职业压力”来阐述现代社会对人的损害。
面对日益严峻的职业病，社会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机制是否符合人才的长期培养？面对日益严峻的职业病，我们个人不得不反思，我们的成长心态是否健康？在满足自己的私欲，成就自身名和利的同时，你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时至今日，难道还不应该给自己的身心放假？还不应该减压、释压？用过去流行的一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现在应该改为“名利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健康故，两者皆可抛。”（李角向 蔡福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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