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11月3日电(记者方问禹)在欧美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世界经济增长悲观预期背景下，多年来倚靠外向型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国际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波动明显，生产要素价格成为左右跨国企业经营效益的重要因素。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国际需求市场，近年来我国多次经受原油、铁矿石、农产品等价格高涨的压力，要素国际市场话语权不足。
在第二届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投资论坛上，与会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在国际贸易遭遇壁垒、外贸效益下滑以及我国外汇资产日增、国际投资规模扩大的内外交困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应提升软实力，提高经营绩效与长期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着眼大局，注重对生产要素的投资，抢占未来经济增长制高点。
出口型经济遭遇市场萎缩与低附加值双重压力
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市场萎缩、进口趋增态势明显，出口企业也面临成本上升、效益下滑等问题，而未来资源与环境安全需求也对我国外贸企业构成约束。在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背景下，外向型经济更需着眼长远，思考企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一是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外贸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8月份，我国进口1555.6亿美元，同比增长30.2%，月度进口规模刷新历史纪录；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增长22.7%；进口增长26.7%，贸易顺差1071亿美元，收窄10.6%。而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自2010年6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约7.5%，外贸企业成本大幅上涨。
二是粗放式外贸经济遭遇可持续发展理念长期约束，能源消费、环境污染、低经济效益等瓶颈日益突出。以烧碱出口为例，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认为，2009年我国烧碱共出口152.7万吨，但烧碱生产成本三分之二用于电力，即烧碱出口就等于煤炭出口，既消耗了巨量国内资源，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从长期发展角度调整外贸结构是缓解我国能源供需矛盾的重要选择。”
三是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引发多重制约，外贸企业经济效益笼罩在庞大的外贸数据迷雾里，贸易壁垒使得外向型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
据新华社《从“芭比”到“苹果”:数据迷雾下的“中国制造”》分析指出，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外贸经济收益并不乐观，附加值低。一个芭比娃娃从中国的进口价为2美元，而中国仅获35美分的劳务费。但根据统计规则，2美元全部计为中国对美国顺差，这一数字被夸大了近6倍；一部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对美国出口，如果按增值比例计算，中国方面的顺差被夸大了26倍。
我国企业国际化投资绩效仍处于较低水平
《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FDI(对外直接投资)创下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的第五位。
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察管理司司长王允贵介绍，截至2010年底，我国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金额为3108亿美元，同比增幅达68.9%。其中2010年非金融类企业FDI为590亿美元，同比增幅达36.3%。
在海外投资金额大幅上涨趋势下，我国FDI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民企地位日益突出。二是行业多元化发展但集中程度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66.3%，采矿业占比8.3%。三是跨国并购成为海外投资重要方式，2010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海外直接投资达297亿美元，占海外投资流量总额的43.2%，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专业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绩效有待升级。一是投资规模较发达国家偏低，2010年末我国FDI存量仅相当于美国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且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
二是海外并购能力与经验较为缺乏，跨国并购人才、海外融资能力、对东道国政治法律进入壁垒的理解能力不足。同时，海外投资存在盲目性，缺乏对贸易摩擦、政治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我国企业FDI缺乏统一协调性，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出现恶性竞争；国内金融支持力度有限，企业受制于当地投资银行。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阻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进程。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声称我国对外投资疯狂掠夺外国资源、存在新殖民主义倾向等，宣扬“中国威胁论”，对我国企业设下贸易壁垒。而面对这种现状，我国企业仍缺乏主动应对，如投资行为仍主要集中在经济范畴，缺乏综合政治、文化、技术等因素的考虑，企业对于东道国文化、商业环境和法律制度缺乏了解，或疏离当地政治、民情、文化，加之内外监管缺位，忽视了必要的社区建设和社会责任。
要素国际投资应成为企业“走出去”战略核心
据世界经济协会统计，我国FDI连续九年保持高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达到49.9%，1.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的1.6万家企业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
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应明确发展方向，与国内经济发展形成互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更多地基于要素合作型专业化而非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甚至超越了国际贸易，要素拥有结构升级应该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核心。
首先，民营企业应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国内外资金支持并投资于国际要素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引导民企“强强联合”，抱团投资，实现优势互补；给予民营企业金融、保险、人才等政策支持，设立特别金融机构或建立特别基金，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金融机构可在海外的本国企业密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长期本土化跟踪服务；政策性金融机构可借鉴国际银行的通行作法，通过降低利率和加长还款周期等方法为企业融资。
民营企业应加强与同行业FDI企业及有关职能部门联系，及时了解国际市场动向并获取政策和专项资金支持，兼顾市场寻求与资源寻求。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周立群认为，发挥民营企业的先锋作用，可以有效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通过资本输出换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
其次，国有大型FDI企业一方面应利用其资金、国有身份及国内市场优势，提升生产要素投资议价能力，加强投资策略前瞻性。专家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巨额资金流动极易造成市场波动，须对生产要素内容及国际要素市场有深刻理解，铺设包含技术、品牌、生产、专利、自然资源利用、经营管理、销售网络等要素在内的投资体系。另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需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FDI环境研究机制，降低生产经营的政治、政策、法律风险；加强对非洲、中东、拉美等国情况了解，建立统一、多层次的信息共享渠道，提高全行业对外投资业务的管理与咨询服务质量。
最后，FDI企业应注重利用文化战略融入当地环境。在国家外交手段之外，企业还应通过宣传和经济交流等渠道消除误解，实现企业人才、技术与市场本土化。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要淡化民族身份，注重履行当地社会责任，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把自身利益与东道国利益结合起来。同时，寻求熟悉当地法律环境、社会人文背景的高素质管理人才，收集当地的先进技术和全方位市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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