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1911年10月10日，黄鹤楼畔一声枪响，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1月3日，以陈其美、李燮和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沪举事，次日上海光复。孙中山曾给予辛亥上海光复高度评价：“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上海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着重要历史角色。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本报开设“辛亥革命与上海”专栏，通过采访专家学者和辛亥志士后裔、寻访辛亥革命遗迹遗址，大力挖掘上海地区与辛亥革命相关的珍贵史迹史料，以此充分认识辛亥革命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永远铭记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生幸福而英勇奋斗的仁人志士。
翻开一册珍藏的泛黄的 《革命文牍类编》，长期研究近代史、尤其是报业史的丁凤麟介绍，这是1912年元月时事新报馆发行的三十二开小册子，“以革命军政府业经发表之文牍为主，两个月内发了十册，并一版再版”。纪念辛亥革命100年之际，记者采访了多位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舆论重镇作用。
丁凤麟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辛亥革命时报业的热闹景象：长江那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长江这头，消息传来，上海全城沸腾。上海报业汇集的望平街（今山东中路）每晚人山人海，满街熙熙攘攘，都在翘首等候最新战况，家家报馆在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动态性消息，以飨读者。报馆门外，排着长队的报贩们等着取报、发卖，一时间这里成了上海最热闹的信息集散地。
辛亥革命不止是“发生在武昌的那点事”。许多专家认为，这场革命很沉重、很艰难，能在筚路蓝缕中前行，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更是与东京、南洋“三分天下”的舆论重镇，并因地缘接近其舆论影响更甚于后两者。事实上，上海报业启迪民智、宣传革命思想方面可追溯至此前十年，经过三次“浪潮”逐渐形成革命舆论基地，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政治动员。
据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记载，上海“激进报刊始见于1902年冬”。当时，《少年中国报》和《大陆》报，“虽未达到鼓吹革命的程度”，却 “抓住一切机会揭露清廷的种种陋习稗政”，而真正掀起第一波“革命浪潮”的是《苏报》。1903年5月的《苏报》公然说：“居今日而欲救吾国胞，舍革命外无他述！”与此同时，邹容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与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一起，成为当时革命思想传播中影响最大的三本书。它们或以通俗浅显的文字，讴歌革命的正义性，宣传推翻清政府、反对外国侵略和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或以说唱形式，揭露列强的野蛮侵略，指斥清政府无耻卖国，同时批判改良思想，倡言革命。
因刊登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驳斥康有为政见的文章，《苏报》馆被查封，章太炎、邹容也因鼓吹革命的罪名被拘捕，后来章、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二年监禁，邹容最后瘐死狱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近代史学者王敏认为，苏报案发生，中外报刊争相报道，并尖锐指责清政府野蛮、保守顽固和无能，体现了报刊的威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第二波“舆论浪潮”再次汹涌。1906年，《复报》问世，成为与同盟会《民报》相呼应的“小卫星”。次年于右任等人创立《神州日报》以及被后人称为“竖三民”报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据称，《民呼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在报社原址望平街160号再创报刊，其所以命名“民吁”，是以“呼”字去两点，犹人之被挖去双目，仅能长吁，以讽刺当局。1910年创立的《民立报》更是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多达两万余份，为当时国内销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派报纸。
上海的革命书刊虽时被查禁，却能陆续出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租界的存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租界恰恰是在清朝专制格局中的一道缝隙，形成了一块统治薄弱地带。革命派正是看准这一特点，利用新型的传媒方式壮大其声势。
武昌首义爆发后，上海报业更是勃兴。近年来，有关专家经过广泛搜集和精心考核，认为“仅上海一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就先后出版了60多种报刊”。武昌起义爆发后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2个多月中，查明具体创刊年月的上海新办报刊，便达35种之巨。各类报纸竞相报道各地革命盛况。《申报》因刊登革命军战事失利而被群众砸碎报馆玻璃，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以致报纸被这种情绪裹挟，也出现“报喜不报忧”之弊。不仅如此，当时报馆街人物亦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参与酝酿“共和”。现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是当年《时报》馆所在，三楼“息楼”是各界名流聚会场所，议论国事，痛斥朝政，争论十分热烈。
武昌起义的成功，应该说上海的革命报纸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孙中山在《民立报》馆欢迎会上致词时所说：“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卒睹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不仅如此，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元隆认为，上海早期报刊对近代国家观念进行了大量传播，包括国家的主权意识、创立共和国的理念等，启发民智，使得共和国观念渐入人心，激荡心弦。本报记者 张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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