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稍有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到今日中国文学，广而言之的文化生产的现状：价值多元，方向不定，评判无准，消费至上。的确，过去若干年的理论上对消费主义的鼓吹对现在的状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主要还是全社会弥漫的GDP主义催生了这种对国民精神的慢性的腐蚀。在社会分化越来越烈的现状下，掌握资本与财富而又缺乏社会理想的一批人与掌握知识而没有财富的另一批人，构成了今日中国文化生产的两两相对的不同阵营。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显示自己的力量，而结果往往可想而知：在资本与知识的博弈中，资本总是洋洋自得的胜利者。“知识分子们”龟缩在自己学院的高墙内，自弹自唱式地写作与述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生产着即使是“圈里人”也不会感兴趣的精神产品 。[1]
在现今拥有最多受众的电视节目上，真正的主人是广告，而拉长了的连续剧只不过是五花八门的广告节目的陪衬。即使是一些正剧，除了少数值得一看，大多数是没有厚度的、没有批判价值的水货，这些节目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们忘却这个民族的精神焦虑与对天下的关爱。我们一直期盼的文学创作在经过80年代狂飙突进式的跃进以后，大作消沉了，我们真的很难知道知识界还有谁在阅读长篇小说与诗歌，既然文学已经无法打动人群中最敏感的神经，那么，边缘化就只能是它最合理的命运了。电影是我们这些“阅读者”的公共话语——我倒不是期待在电影院能得到什么精神的营养，有时候到电影院去倒是为了得到休息。精神的放松是电影院的功能，但别忘了，悲剧也会给人以美感。放弃了社会责任感的大片、大作，把形式的夸张与掩饰自己空虚的不高明的叙述当作主要的内容，把艺术的沉重和与史同在的悲剧精神放逐了。我还要说到现在到处都有的艺术社区——把包豪斯风格的历史遗留与后现代的粗旷想象结合起来，但这也无法为当代中国艺术的真正复活注入生机。
最让人失望的是这个时代的灵魂的守护者——希望以自己的言论影响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们，文化学者们，现在真正陷入了表达的无效化陷阱：本来针对文化生产的言论现在由于多数人并不感兴趣而只能自言自语。作家艺术家看不起这些言论，文化产业的操盘者也听不到他们的言论。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的批评立场在无意义地转换，这些转换是随着西方思潮的引进而变换场景的。
我们对80年代末期的文化景象记忆犹新。当时有人戏言，城头变换大王旗，各领风骚三五天。现在，发展了将近20年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把国力提升到历史新高度，另一方面正在把精神生产的神圣性消磨。是的，精神显得宁静了，但贪欲的躁动却令人不安地在扩展。诚如尼采曾经说的：“人们不易思考肮脏的东西”。[2]一部作品万众注目的时代已经飞快地失去，新的一代消费者没有文革的悲怆记忆，更没有大漠雄风般的壮怀激烈。没有大话题，没有大性情。人群中弥漫着日常生活的小资化，实用化，利益化，而悲天悯人的情感宣泄要么是婆婆妈妈的家庭纠纷，要么是一根鸡毛的利益冲突。
精神销蚀的另一种征候是成年人的阅读时间在急剧地减少。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持进行的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最终成果透露，58.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较少，另外有32%的人群对自己的阅读表示不满意。上互联网的人群中，为了网上聊天与交友的占了将近70%。2009年的统计表明，18岁—70周岁的识字居民们平均每天读书时间为14.7分钟！相比之下，我们的各种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到达1000余部，各种理论与思想性的出版物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与可怜兮兮的平均读书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除了看电视，上网交友，今日中国有多少人在看书？我知道许多人是坚决地不看书，宁肯整夜打麻将的。十几年前，我到俄罗斯去访问，所见社会次序居然安然如故，十分惊讶。我问一位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为什么在中央政权瓦解后俄国社会没有大的动荡出现？他告诉我，俄罗斯有两样东西家家都有：普希金（代表文学）与音乐！一个不读诗歌的民族是没有创造力的民族，一个不会欣赏音乐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我们怎么能把未来30年的发展希望寄托在一代在只想发财而对星空的遥望毫无兴趣的人们身上呢！
尽管新的世纪已经来临，但世纪末的灰色情绪好象仍然笼罩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今日中国的精神生活，与19世纪末的俄罗斯似乎可以一比。俄罗斯在上一次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换中，也出现了精神混乱的社会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现存政府抱虚无主义态度的无政府主义者，迷恋欧洲变革的自由主义的派别，忠于沙皇的保皇党…… 都要在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走上历史舞台表演。在这场深刻的精神震荡中，俄罗斯知识分子做出了令人尊敬的选择。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言说已经成为历史印记，历史已经作了选择。但他们在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前表现出来的道德与思想勇气，令今天的中国人肃然起敬。以文学作品为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理与道德困惑来折射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前途的忧虑与思考。冈察若夫的《悬崖》，则描画了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多余的人”的心貌，契可夫的《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更是用直接的提问给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出了几乎不可能回答的题目。这些精神产品，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了，已经没有兴趣去了解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痛苦？”这样的问题太古典太累人太不时尚。后现代怎么告诉你的？本质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平面的，道义是没有必要存在的等等，诸如此类。
尽管有人不乐意认同这样的危机与挑战，但生活就是这样存在的。人的意志拗不过历史规律。一个社会每到历史转型期都会出现这种精神焦虑症。研究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精神状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可以另外写文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时代既然已经提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就有责任去回答它。
很显然，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中缺少了什么？3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回答：以往的我们所知道的价值体系都受到了质疑。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在过去百年的历史中得到理性继承，现在已经面临着需要再生的历史性工作。西方文化，特别是启蒙运动的精神成果，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流动了100多年，现在我们知道，把它们简单地硬搬过来是行不通的。而作为20世纪中国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重新思考重新表述的新局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近30年来，我们在思想上最重要的收获是认识到了危机。 这是中国社会在近百年的发展中获得的难得的共识。有问题比没问题好，有危机感比洋洋自得好。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过度性质十分明显。[4]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正是今天历史运动的本质。
（二）
我们这个时代，有三种文化使命交集在一起，让每一个理性的中国学人焦虑不安。
第一种文化使命是重新开启中国文化的现代路径。我们亲历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这个话题经历了非常复杂又极为有趣遭遇。80年代是全盘西化的精神亢奋时段，一代学人几乎是在空白的知识背景下遭遇了精神重建的历史机遇。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没有重新阐述的传统与没有传统教育背景的“知识红卫兵”在时代的洪流中与厚重的历史遗产擦肩而过。90年代末“全盘西化热”消退后人们猛然发现，精神的再生没有因为大量的翻译而产生奇迹，相反，由于没有成熟的其他替代物而显得越加混乱。这个时候，对传统文化的呼吁仍然象小猫眯眯那样不受人重视。当时海峡对岸提出的“文化中国”的理念被我们这边当作“自由化口号”而被排斥，几个年轻人对海外新儒家的阅读被同行讥笑为“太过时”。中国文化的典籍对大多数急于成名的年轻学人来讲，实在是太陌生了。到现在为止，喊着高扬传统文化的人群中，真正对国学典籍熟悉的人也并不多啊！我没有在苛求我的同时代人，我本人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分子。我只想说，即使是急迫地认识到我们现在需要自己的传统，也是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先天不足，我们同时代人的想要激活传统的努力显得苍白而无奈。15年前就有朋友提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这是完全出于中国实际而考虑的命题。[5]现在我们的学生也做博士生导师了，这个转型还没有看出苗头来。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的愚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宿命，一种传统被中断以后不能延续的文化宿命。
晚清以来，一批在传统典籍中沉浸透透的又有机缘接触了西方思想的年轻学人开始了激活中国传统的历史之旅。他们在上世纪30-40年代初步形成了所谓的“新儒家”学统。这是五四以来一批在全盘西化的热潮中善于反思的智者。他们的努力与成果，在弥漫中国大地的战火中并没有被社会关注，以后的海外新儒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上世纪50-70年代，海峡两岸都在忙于自己的大事，关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话题只在那些“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学人书斋中积聚力量。但新儒家学人们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只有在社会的精神发育出现巨大的空缺时，我们才深深地体会到，有一批文化智者已经在为我们的精神焦渴准备食粮。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90年代中期以来，新儒家在中国大陆成为显学，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矣！
海外新儒家的西学功底，国学功底，由于传统没有被打断而得以香火延续。而中国大陆的国学目前还在注经学习阶段，我们期待着能融会中西的又与中国国情血肉相连的大儒的出现，不管要等待多少年。
第二种文化使命是西方现代性的中国本土化。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想想1900年日本用区区两万士兵长驱京津的场景吧！近代中国的屈辱令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情持续到了今天。一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经验告诉我们，西方现代性的东移过程有一个机体排斥与适应的过程，但在很长的时段里，知识精英们自己没有认识到现代性不是单单的观念的植入，观念的全盘西化论风靡一时。同时，知识精英们也没有实际能力改造中国本土的制度机体，让他们的全盘西化理想付诸实践。孙中山的建国理想基本上是美好的，无情的军阀内乱把他的美丽的建国大计砸得粉碎。为什么一些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西方的人文理念到了中国就会变形，就会走调？一讲自由就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一讲平等就会变成“老子谁也不买帐”？法律是建立了，但法官可以不把它当回事。进了监狱还可以通路子买出来，民国时期是这样，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西方现代性的种种被表示得明明白白的理念，在中国文化的酱缸里被搅得五花八门，变成了谁也看不明白的杂粹。
马克思说过，历史往往会重复两次，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20世纪的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五四时期是一次，八十年代以来是一次，这两次很难说是什么剧，但结果是肯定的，现在性的中国本土化问题两次都在曲折中发展而且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们这代人，三十年来在中国学术的圈子里打转转，可以这样说，积三十年之努力，我们对中国传统中什么是好的东西没有形成共识，对西方现代性怎样在东方适应的问题也没有想明白，对为什么一次次地离开本土来谈中国问题的幼稚经历更没有反思，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的西化潮确实有点象喜剧——一批80年代的主张全盘西化的学人，现在又成了坚定的中国传统派了。[6]
（三）
我把第三个文化使命单独立一节来谈，除了篇幅上的考虑外，还有内容的重要性上的考量。在中国现代史上，我认为有一次成功的思想实践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范例。在中国的多元发展的条件下，在可能的精神与政治、军事较量中，“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事实不能不引发我们对历史运动的深层反思。
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成功，最基本的经验应当就是“实事求是”，用学术语言来讲，这不能不是另一种“本土现代性”的成功。在这里，实事求是与本土化（中国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这一成功经验里最核心的词汇。我们所经历的20世纪下半叶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发动的社会实践，众所周知地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双重体验。目前，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本土化的严峻提问。
本来，这是在基本思路上已经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是与毛泽东当年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是相同的——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然而，在社会生活最上层的思想文化现状中表现出的普遍的焦虑、彷徨与不定型，说明了在基本的理论诉求上我们遇到了难题。工具性地解决眼前问题的短视行为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了。
这个社会需要中国化了的基本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历史要求，现在成为每一个对中国命运关注的思想者越不过去的坎。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文化发展是没有方向的发展，中国的文学批评是没有根的批评。
看来，要确立上述立场还需要回答两个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
这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一直是个问题。文革中我们没少读“六本书”[7]，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中国式的转换，成了为极左路线服务的工具。现在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与言说，不也是出现了相同性质的解释困境吗？所以，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讲，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还原。只有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才可能明确地回答上述问题。
以上问题的提出又使我们回到了老问题——谁的解释是权威的？现在的中国理论界，并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绝对权威。但众说纷纭的现象并不是说明150年前诞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不能理解的，现在的中国理论界不能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形成共识，我在这里指的共识，是指对已经存在的思想史事实的共同认识，如恩格斯晚年是不是说过资本主义也存在通过非暴力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这在中国理论界争吵不休。争吵的背后只不过是有些不同政治需求的人拿恩格斯的文字来说自己的事。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就根本不可能有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
让我们回到基本的事实，回到常识吧！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提出这样几个基本的所有理论家都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期望建立一个什么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什么方式来建立这样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要有长长的篇幅才能把上面的问题阐述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一些基本的事实达成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未来新社会的理想目标。这个理想目标与在这以前的乌托邦理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理念的继承与尊重是与目共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无非包含了马克思早就阐述过的公平公正均富这样的早期乌托邦想象中的因素。没有任何别的字眼可以替代一代代社会主义者对这个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追求，第二才是具体的社会目标与行动策略。
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许多层面上是对具体问题的争论。如果回到原点，我们才会回到千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酝酿出来的常识：人的美好生活与人的精神解放。
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有了把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文明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的契合点与关键处。
目前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在我们看来，就是把主流意识回到生活常识的本质的一个新的出发点。
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大国的文化理念以及蕴涵其中的价值内核是不可想象的。当代文化批评与文化创造的无序化与消费主义的勃兴，与当前文化基本理念的缺失与价值的迷失有关，与把现在已经获得的基本理念变化为实践的指南的能力强弱有关。
然而，关于当代文化理念的想象又何其复杂、多样甚至无奈！《让子弹飞》这部号称20世纪中国拍得最好的电影热映，高票房说明它的高人气，电影时评对此也叫好不迭。我在这一片叫好声中进了电影院。说实在的，影片的节奏一反拖蹋的旧习，让人目不暇接。
人物的个性也够鲜活。现代电影中好象不可缺少的性，暴力，血与火，打斗等元素应有尽有。作为一部电影，避免了当下许多大片在故事编排上的智力低下漏洞百出的通病。但是，《让子弹飞》并没有打动我。姜文作为演员还是《红高粱》时的姜文。了解北京生活的朋友对京城中的大爷们并不陌生，粗鲁之中的机巧，没心没肺的霸气，有时候爽脆得让人心跳。这种个性，对城里的小资够刺激，而对我们这些与《红高粱》同时代的人并没有新鲜感。葛优还是葛优，倒是周润发的演技可圈可点，印象深刻。但是，一切好看的元素都掩盖不了影片思想的苍白——甚至是不可原谅的苍白。
有人对影片作出了当代反腐败的解读——买官卖官，权贵与土匪，造反，打家劫舍，民粹式的街头暴力。但在姜文想象的乱世之光中，影片以同样没心没肺的搞笑式的镜头收场。刚刚烧杀完毕的人们完全没有心理合理性地在嬉闹中远去，姜文扮演的张麻子——影片中的没有任何心理内省的悍匪最后的沉思状与《赵氏孤儿》中葛优在结尾中的表达的孤独的思考状简直是贴在中国电影人苍白的文化脸谱上的一张狗皮膏药。即使导演有如此高深的政治想象力，影片在客观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完全与所谓的政治社会思考风马牛不相干。
在《红高粱》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决定性的文化变迁。《红高粱》式的渴求人的感性解放的，同时又是哲学式的主题先行的电影模式在第五代导演的影子下延育到现在。陈凯歌，张艺谋的几部作品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现在，姜文也难逃这个宿命。在《飞》一片中，人物的张扬的被姜文所定格的生命特征——人性中的野性，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如果说25年以后，《飞》片比《红高梁》先进了一点的话，那就是《红高梁》的感性是能被唤醒的人类的爱与美的感性，而这里被唤醒的感性是无厘头的，贪婪的，黑色的，血腥的，恶的感性。当姜文把这样的人性当成普遍性，当成整部电影的人物基调时，事隔25年，姜文以对《红高梁》式的新感性的彻底的、极端的叛逆，宣告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真正的精神没路。
这部电影的票房是这个时代文化变迁中某种缺失的印证。
（四）
消费主义在中国大地弥漫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头被资本与市场唤醒的精神之兽正在啮咬我们这个民族的机体。90年代消费主义曾被一些文化人推波助澜，而今它象希腊神话的魔瓶中释放出来的魔鬼，把它的召唤者吞噬得鲜血淋漓。当精神生产的产品都可以用货币衡量时，这个情形多么象马克思描绘的《神圣家族》的场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80%的国民还是农民，大都数人还不算富裕，然而，媒体已经在制造消费主义的狂潮。把一部分人的炫富，世纪末一样的对财富的夸张追求描绘成神圣的事业，这是我们今天一部分媒体与管理者的对成功幻景。当一种时代潮流不代表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唤醒多数人的良知时，它的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恶的作用是一定会发生的。
谁制造了消费主义的神话？是市场吗？是对富裕生活的追求的人性的合理性吗？不是，太不是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两个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指成熟的现在通行在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绝对的市场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一词，是对它的质的限定。绝对的大自由的市场，放任的市场经济绝对不会带来公平公正，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下，绝对的市场经济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不受监督和难以监督的权利与放开的市场相结合，这是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恶的模式，而且是一定会走向灾难的模式。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好人可以发挥作用，坏人也可以决定命运的体制。清正廉明的权利与可控的市场，才是将中国引向的光明的模式。至少在可见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它应当是可控的，可以引导的社会，这是正在被塑造的社会。权力放任消费主义这头怪兽出笼，而对消费主义的盲目吹捧与宣扬，是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社会进程犯下的一个道德与思想错误。这是双重的错误：消费主义还在镪褓中时，中国知识界过度的狂热使它嚣张。而中国社会还在艰难地脱贫时，消费主义命定是不合时宜的！
消费主义，或对消费主义的盲目崇拜，能是今日中国的理性选择吗？
在消费主义的旗帜下的非理性消费，能是今日中国的理性选择吗？
让我们再看看《让子弹飞》。
我们都感受到了今日中国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对今日中国问题的艺术表现，许多作品做的相当的好。小说《国画》，《羊的门》，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以及许多的电视剧都涉及到反腐败的题材。应当说，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社会，对社会症候的思考已经相当成熟，相当理性。在哲学界，人们在考虑新的核心价值建立的可能性，在文化界，除了消费主义盛行外，关于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精神的建立也是热闹的话题。而在更严肃的更政治性的理论领域，关于中国近百年史，关于新民主主义，关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向，关于新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等等，已经在理论上达到了非常前沿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关于社会改革与历史运动的思考，已经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平台。
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自负了沉重的社会责任，有明确思想指向或抱负的作品，已经表达得怎么样与应该表达得怎么样，是两个概念。特别是几乎所有的评论与创作者对电影中自觉地表达理念高度肯定时，我们来区分这两种不同是十分必要的。
《让子弹飞》在迎合现时的被感官麻醉了的消费胃口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快节奏的动感十足的画面以及它表达得狂野不羁的个性与语言，都让时下被快餐文化麻痹的大众的神经得到安抚，使压抑在心头的愤懑与不平得到释放。这种艺术制作的技巧本来是任何作品都应该遵循的。这应当归功于姜文的才能。但是，在表达中国特定的一个混乱的时代的一组人物的故事与命运时，特别是这部作品还被赋予某种当代性时，我们有义务对一个作品作出合理的评价与定位，以引导受众的观看，特别是它已经有了5亿的票房！
一部涉及历史的，有历史指向的作品，任何虚构都无法摆脱历史对你的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农民，中国的暴民，中国的种种荒唐事件，任你想象都会出现。而我说的事件，还不仅仅是像黄四爷这样的人物与命运，还有安源与黄埔。历史象风轮一样地转动，但它同时会作出选择。黄四爷式的土匪，即使在当时也只是一批没有前途的被历史分解融化了的人物。在社会政治动荡的大历史中，仅仅以杀戮，破坏，反抗为目标的生存方式与事件，即使是真实的存在，在今天看来不是值得歌颂的，在当时看来也不是值得美化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作者对事件与人物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