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辞书出版社已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两辑21种，我最感兴趣的题目是叶中强的《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不仅因为著者与我曾有多年同事之谊，而且书中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述史阅世纵横笔墨为我所欲奋而未能如愿，如今得读这部百年上海的文人社会生活论著，其快何如。
此书所定的百年时限，几乎与上海租界史相始终。鲁迅晚年也曾计划创作百年历史背景上五代知识分子艺术形象的长篇小说而终于未果，尽管地域上不以上海为限，文体上更非纪实研究之属，但想必亦与上海租界关涉——我这样说决不是以为两者可以相提并论，只是感到此书的撰写有其值得关注的意义。
上海开埠后被动辟地出现的租界区，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存在。或久或暂地生活在上海的文人，在各个阶段内有着共同的社会环境，有着由这种社会环境决定的生存形态；尽管生活来源有某些类似之处，但生活状况颇不相同；在历史进程中，在业界差别中尤其迥然有异。百年上海的第一代文人（书中始自王韬）是被科举轨道抛出或因科举已废遂别寻生路的才识之士。他们赖以过活的大致还是传统的“润笔”、“润格”，其后由“免费刊登”到“出价购稿”逐渐形成近代稿酬制度，更后则以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征书稿为起始实行版税约定，大致是在书价中抽二成（即20%）为版税，著作人、译书人有了版权，书籍的版税制度得以确立。“正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内出版业界的一系列市场实践，及相关人士的呼吁、推动下，……确立了‘著作者’在文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及相关权利”，与有力者是严复、张元济，这在书中作了详细勾稽。十中抽二，并非尽皆如此，“无名文人或刚露头角的作者”往往只能低酬售稿，书稿便卖绝版权，即使约定版税，低至十中抽一者何尝少有。书中对不同版税率虽有所叙明，但未涉及鲁迅著译实际获得的版税率，我曾闻之于当年任北新书局编辑的杨晋豪前辈，他说鲁迅在北新所出之书俱抽取25%版税，至少在北新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佚闻，至今未见于文字记载，因而补述如上。还需补充的，是民国时期盗版书甚多（叶著已载明），不仅此也，还有盗印本，亦即出版者向著译人少报印数，虽鲁迅亦受此害，他的后辈文人自更不免。
百年上海的文人，生活来源非此一途，该书辟有《职业空间与文人多栖》专章，为别有职业的文人各不相同的固定收入作一番考察，以见互有同异的生活状态；又有《“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思考》专章，为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有不同释义”作分类描述；《胡适、鲁迅的沪居生活及经济来源》专章则对胡适两度在沪和鲁迅十年居停的生活状况特意放在同一平面上论述，大概是要比较高收入代表性文人经济来源的两种类型，前者薪给与著作所得俱丰，后者主要靠版税（占总收入的68.08%），成为自由职业者。书中根据《鲁迅日记》制作了《鲁迅居沪时期收入的分类统计表》，还附录了《鲁迅居沪时期的经济来源与收入明细表》，后者详列每笔收入，并为每一年计算出“月均收入”，月入最少者为259.79元，最多者为1231.98元，一般在四百余元至八百余元之间。在当时诚然处于高收入群体之中，但并不如前些年所传那样说鲁迅如何富有，中强的这项工作还鲁迅以一个实在，大可称道。鲁迅要供给北京、上海两处开支，他要著译必须买大量书册，又对贫困作家有所资助，支出之多是普通家庭所不能比拟的。他曾有言：我并不穷，但也不能说有钱。曾在信里向韦素园说：“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明细表》就足以成为此语的确切注解。
该书广征博引的史料，俱皆一一注明出处，许多原始资料是很难寻求的，可见所费工力之多，即便有转引时彦著述的亦必写明，与目下有的论著仅笼统开列“参考文献”而不为每一引语作注相比，何者便于复按，从而让人作出可信与否的判别，就不言而喻了。因租界带来的城市空间变化波及文人交往、聚会、结社之类的衍变，书中颇多铺叙申论，则可见著者视野之开阔、读书之宽泛。我估计这项研究是先有阶段性成果最后集为一书的，而引言与尾声落笔在各章之后，为顾及“论从史出”，引言用语有重复正文之处；欲以论说笼罩全书，可读性就不如正文，不免令人有生涩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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