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经济从鼎盛开始走向衰落；而自1921年以后，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始中华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的新历史征程。经过近百年的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如何把中国经济百年复兴与增长放在中华崛起的长期历史视野中，分析政党推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分析也有助于人们从历史和全球视角，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成长的模式、路径和特点。
从90年历程看中国发展脉络
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讨论中国经济时形成了多个重要概念，其中之一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来看，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比较，还是横向的国际比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30年间持续达到年均增长10%左右。在近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史上，这确实堪称增长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为推动国内经济社会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分析中国经济奇迹时，人们几乎都同意一个基本判断，即市场经济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因而，改革开放是造就中国奇迹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复兴与经济社会发展，也因为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中国奇迹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9年，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另一个重要概念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一些西方学者更是指出，“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如此推崇，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过去30年，中国奇迹和发展模式已经对世界作出了“三大贡献”，即经济增长贡献、贸易增长贡献、减少贫困贡献；今后30年中国仍将对世界作出“三大贡献”，即绿色发展贡献、知识创新贡献、文化创新贡献。中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被高调提出，显然是与中国经济在过去30余年的强劲增长和崛起，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有密切关系。
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等概念，都是从30年改革开放或60年新中国成立这两个时间节点进行分析的。其实，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而又十分复杂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其发展需要从一个长期的历史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有两个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一是从汉代到宋代，中国经济发展逐步走向鼎盛，一直到1820年，中国当时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世界GDP的32%左右；二是中国经济从1840年以后开始逐渐衰弱，持续了大致百年时间。中国当时不仅国贫民弱、一穷二白，而且近乎丧权辱国。因此，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使命，不可避免地被提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本身就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经济发展的几条主要脉络：1921年至1949年，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49年，党建立国家并制定了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30余年来，体制大转型与“中国增长奇迹”出现，新中国60年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的提出等。尽管在不同时期民族复兴与发展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变化和绩效都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在党的推动下完成的。因此，需要从建党90年的历史出发，从政党治理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有哪些特点、哪些创新、哪些规律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担当
在中国百年复兴与中国经济增长期间，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决定并影响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和规律。
一是建党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目标模式的确立（1921年—1948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结合辛亥革命的结局以及十月革命胜利的成果，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现代化的梦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于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走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指明了路径和方向。与此同时，在革命和斗争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民族复兴与经济增长扫清了障碍。
二是党建国家与现代化道路的制度重构（1949年—1978年）。1949年，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度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使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共产党完成党建国家的最大意义在于，完成了民族和国家统一，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需要统一、有效的制度体系作为前提和基础。因此，党建国家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重构和制度建设的必然所使。
三是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体制新选择（1978年—1988年）。1978年以后30年的发展，是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发展最重要、最富有成效的30年。30年经济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在这个发展阶段中，执政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探索高效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在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创新、非国有经济崛起等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因素。
四是市场经济新目标与中国融入全球化（1989年—2002年）。199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决策，即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1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中国为进一步开放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入世”，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两个重大问题。前者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从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角度提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高效率性，这实际上解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佳体制选择问题；后者则是决定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五是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化的新路径和新目标（200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从十六大以来围绕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发展，针对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矛盾，提出了许多新的发展战略和部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并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创新理论，都与科学发展观密切联系，或者说都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的。这是党在复兴与增长的关键阶段作出的又一关键抉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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