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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退俄进”:欧亚体系走向何方

日期:2011/06/29|点击:20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者络绎。有青春的少年,也有华发的老人,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路程,此刻,在这个光荣的“红色起点”,汇聚成我们共同的“追怀与致敬”。

昨天,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46届文化讲坛走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以《我们的追怀与致敬》为主题,讴歌一种穿越90周年的信仰与力量。

铭记历史、汲取力量、弘扬精神,这种追怀与致敬,将引领着我们为未来、为更加美好而不懈努力。

伟大的诞生

每天,一大会址纪念馆都会迎来一批批的参观者。“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不少参观者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如嘉宾熊月之所说,每个中学生都能回答出来:“第一,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第二,上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地;第三,上海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

如果,再追问“为什么”――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上海为什么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地,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便不是一般中学生能回答得了的。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作为近代史专家,熊月之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上海有它独特的区位优势”,熊月之分析道,“如果中国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上海这一地理位置不是很重要,但中国如果是一个开放型的国家,上海就成了对外开放的最中心点。上海拥有沿海、长江、内湖、外洋四大航运系统,这是独特的区位优势”。

此外,上海自开埠以来形成了奇特的政治格局――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之间形成了一条条“缝隙”,也造就了一个个空间。“当时,上海在晚清以后形成了几个‘多’,第一个是有钱人多,第二个是有闲人多,第三个是文化人多,第四个是大官多,这对上海各方面的影响非常大。”

熊月之将上海第三个特点归纳为 “特有的文化氛围”:上海在近代以前就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1860年以后更是文化人的汇聚处,西方文化也大量传播进来,不少新学说、新思想、新制度都是首先引入到上海,然后传到其他地方的。

独特的区位优势、奇特的政治格局、特有的文化氛围,熊月之从历史学的角度用三个“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必然性,也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党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诞生。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

信仰的证明

倪兴祥馆长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了26年,自称是一大会址的“看门人”,语气中透出自豪:“这里地方虽小,但意义重大。如今拥有8000多万共产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间18平方米的房间里诞生的。”

1951年建党30周年时,在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关心下,中共一大会址被找到并被确认。

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实物见证,一大会址迎来了无数参观者。从此,这个光辉的起点,经风历雨,穿越光阴,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和发展。倪兴祥举例说:“当年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代表是13个人,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馆内只陈列了7个人的图片。在198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5周年前夕,我们一大会址纪念馆专门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打了一个报告,提出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该恢复历史原貌,把当年参加一大会议的13个出席者的照片全部陈列出来,并在他们的照片后面加以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当时,此事受到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它确确实实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12年前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竣工对外开放以来,观众留言本已累积达171本,留言数量超过20万条。几乎浏览过全部留言的倪兴祥总结道:“有两句话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一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另外一句是‘共产党万岁’。此外,还有‘光辉的起点’、‘理想信念的迸发’、‘一个政党,一种信仰,一群有信念的人促成了伟大的事业’等留言,让我印象深刻。”

在一大会址,参观者每每感受到一种震撼,而在这里工作、一天要踏进一大会址好几次的倪兴祥,同样有震撼:“这个震撼,就是信仰的力量。”

共同的追求

1921年的那个7月,有位23岁的青年从山东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这位名叫王瑞俊的农家子弟,日后改名为“王尽美”。他用毕生的努力,践行着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王尽美的孙子王明华,为大家讲述了《一家四代的共同追求》。他实在而深情的叙述,让听众清晰地感受到,先烈的辉煌与苦难,奋斗与牺牲,已经凝成这个家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理想信念薪火相传。

祖父王尽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父母、伯父母也是坚定跟共产党走的老革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和牺牲。王明华从小就意识到,作为革命后代责任重大,必须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从浙大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始终以国家的需要为科研方向,处处按党的要求规范自己,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如今,王明华的两个女儿也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延续着一家四代的共同追求。

在王明华看来,理想和信仰是分不开的:“有信仰才有理想,有革命理想才能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时代变化,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会丢失,我们的理想会不会变味,我们的年轻人究竟会怎么样?这是王明华曾担心的。欣然的是,他所担心的并未出现:“感受一下庆祝建党90周年的热潮,从大家思想上的共鸣,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理想的力量

登上文化讲坛,俞敏就“坦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来文化讲坛,我心里非常忐忑,怕不够格。是倪兴祥馆长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继父俞秀松的人生经历是我们党的共同财富,应该在建党90周年这个重要时刻与大家分享,我这才明白过来。”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批53名成员之一,也是我党最早的青年工作领导者。俞敏从革命者后人的特殊角度,追怀了俞秀松的革命经历,并从中感受到一种“理想的力量”。

从“五四”运动时走在游行队伍前头高呼口号的爱国青年,到主编《浙江新潮》,谋求改造社会、实现全人类幸福的进步青年,再到从李大钊、陈独秀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郑重宣告“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的革命青年,俞秀松迈出了献身共产主义理想、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步伐。

19206月,陈独秀、俞秀松等5人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还起草了党的纲领,这对中共一大的召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8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首任书记。

俞秀松后被王明、康生诬为 “托派分子”,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害。1962年,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同无数革命先驱一样,俞秀松饱含革命理想,他曾在寄给家人的一张照片后面写道:“将我的理想生活,传播到全人类,使人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这些在继子俞敏看来,更添一层别样敬意:“我曾两次远赴俄罗斯,查找继父保存在有关部门的个人档案。当我打开继父档案,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理想的激情,给予后人力量。

我们的见证

紧依着一大会址的新天地,是今天上海的一个新地标。

因为新天地的开放建设,让瑞安集团董事局主席罗康瑞深有感触:“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中非常伟大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城市化的历史阶段,我很庆幸我的生命过程恰恰赶上中国历史上这么重要的阶段。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上,罗康瑞以参与者与见证者的角度,表达了他自己的思考。“记得2001年新天地刚建成时,西方媒体把新天地的休闲娱乐看成是资本主义,说中共一大会址被‘资本主义’所包围了。而几年以后,人们不再以姓‘资’还是姓‘社’的眼光来看新天地。一位欧洲记者说,站在新天地的石库门内,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震撼力。”

罗康瑞说:“去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在半年里来新天地的中外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上海的新闻媒体采访外国游客时,问他们到世博会最想看什么,很多外国游客都说,中国为什么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生那么巨大的改变,希望能够找到答案。西方国家很希望能够了解中国崛起的力量来自哪里,我的一位朋友说,当外国人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总会带外国朋友到新天地坐坐,喝一杯咖啡,吃个晚餐,看看就全明白了。”

对此,罗康瑞的理解就是:改变源自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就是改变我们自己,“开放”就是包容天下。今天的中国,不仅集合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还吸纳了全人类创造的知识成果,改革开放使中国强大起来。本报记者 曹静 黄玮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46届文化讲坛实录将于71日刊发,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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