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天，文坛泰斗巴金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叙述一位受五四新文化思潮鼓舞、欲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在与旧势力搏杀中走向毁灭的过程；80年后，一部描写新生资本权贵张文军如何在权力温床中滋生、然后走向疯狂和毁灭过程的长篇小说又在上海问世，这就是姜卫红的新作《谜之城》。
我们当然不宜将这两部作品进行简单的比较，但这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却彼此有着相似的命运：两个人的大背景，都是处于转折的大裂变时代；两个人又都主动投身于社会裂变的浪潮，但却未能把握好命运的方向，最后都被裂变的大潮所吞没：杜大心化为刊于小报角落的一则社会新闻，张文军获得的是一杯黄土，两部小说颇异曲同工。
新时期的文学，需要展现改革开放中经济飞跃发展和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成就，需要塑造新时代的改革英雄的文学形象，也需要展示像张文军那样新生的资本权贵和张权生那样普通的凡人形象。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领域由计划经济体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所进行的伟大变革中，由于原有的经济社会秩序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剧变，许多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被转型、被重组、被兼并、被破产，由此而造成了一次人际关系的大洗牌，许多原先生存状态相的同事或家庭成员的经济、社会地位发生着不同的巨变，有的人在改革中努力拚搏发家致富了，有的人凭权力巧取豪夺暴富了，有的人则下岗后开始走向相对贫困，也有的人凭借一技之长留在原先的企业满足于不富不贫的“旧生活”，《谜之城》给我们展示的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本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转型期中的都市社会图卷，其中有新生的资本权贵张文军，不甘沉沦从乡镇企业走向成功道路的汪秀秀，安于现状甘守平凡的老工人张权生夫妇及姚萍，因下岗而走向贫困后又翻身的蔡琴，以及作为城市改革开放新一代的张文雨、张文华、雷雯、海彤等，这些人从普通家庭走出来的人，由于他们遭逢或把握了不同的命运，因而每个人都在这个转型期社会裂变中沉浮着：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沉沦、有的逃避，等等。《谜之城》从多个层面写出了这个社会各类人不同的命运和结局，因此它对这个时代的印象就给人有了一种厚实和立体感。
小说最大的价值，是较为成功地勾勒了张文军这个形象。关于这个人物，可能会引发读者的不同反响，因为它不是一个“正面”人物，而是一个从平凡到疯狂再走向灭亡的“负面形象”。然而，文学对社会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张文军这个形象，既折射出国企改革中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在揭示社会大裂变中起着警世的作用，这也是文学的重要责任。我们既然承认鲁迅笔下的阿Q为不朽经典，那么，我也有理由给张文军这个形象以一席之地。张文军这个人物的价值，在于能帮助社会去探究为什么旧体制中的小人物，能够在时代转折中发生异化裂变？应该说这个人物是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张文军出生于上世亿60年代“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又经历了农村插队的“再教育”，但是，由于他后来进了国有企业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遂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权谋私之路，并在经济活动中编织社会关系网，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大肆侵吞社会财富，养小蜜、置别墅，直至把财富转移海外等，这个人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新生的腐败分子，一个资本权贵在社会主义中的“潜伏者”。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张文军为什么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关键是他骨子里有过分膨胀的私欲，即对金钱的无限追逐。张文军现象说明，新生的资本权贵不是天生的，只要改革中的权力寻租游戏不受监督，那么不论任何家庭背景、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都会孽生出这种资本权贵，一旦结成关系网，就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文学塑造张文军这样的形象，就是给社会发出警示。
《谜之城》的另一个成功的形象，是老工人张权生，亦即张文军的父亲。这是从农村进入都市的“工二代”，也是这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完全不同，他安分守己，老实做事，平凡做人，拿工资吃饭，不关心权力寻租，从未有过社会出位的想法；他生性懦弱，甚至见到自己妻子被人奸污也不敢抗争，怯弱的性格决定了他绝不可能在改革大潮中有任何冒险型的进取心，而一味妄想在安于现状中过着无忧无虑的温饱生活，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他开始碰壁，生存面临艰难。而面对社会发生的大裂变，他只呈一味地想自己能躲开裂变，所以，他在社会前进浪潮中不是弄潮者，也无力成为潮流的阻挡者，而只是一个落潮者，尽管潮流把他卷了进来，但他始终躲在某个角落避开大风雨。张权生是小人物，知足而绝对没有与社会大潮搏击的勇气，但纯朴的天性却让他始终能保持了传统的美德：正直而无贪欲，对现状始终满足，尤其是他家的住房拆迁分得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后，他认为人生理想已经“到顶”，所以，他才对家中“不安分”子女的追求不以为然。最后，当张权生发现儿子秘密买了别墅，并且成为腐败分子以后，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终于向市长写信举报了儿子，但是，这一举动也让他陷入了苦恼，他知道举报对儿子的可怕后果，他也彷徨、犹豫过，因为他脑子里确实不存在崇高的政治道德，而仅仅是出于小人物本分的天性。他从骨子里认为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应该出现新生的资本权贵式人物，但现实却偏偏给他开了个大玩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却出了个“于连式”的儿子，因此，他的整个精神被摧垮了。张权生屈身安命、永远满足于现状的人生哲学
当然不应该是社会改革大潮所需的，但他恪守传统道德价值观，却又守望了一种民族传承不息的优秀基因，所以，这个并不是高、大、全的普通人形象，却注定成为了小说中的亮点。它启示我们，改革中既要有叱咤风云的强人，也不应缺失安于守望民族精神的知足者。
小说在塑造人物时，并未过多注重事件的精细描写和渲染，而是以白描式叙述为主，在人物展开上花了许多功夫。作者也设置了许多人物纠葛来展开情节，有些很成功，但有些则有点“资源浪费”，如私生女张文雨与张家的纠结，就还可以有开掘的余地。当然，一部长篇小说总会有遗珠之憾，这些，我们是无法对作者求全的。
作者姜卫红我的“忘年朋友”，他来自启东乡间，曾是一位打工的小木匠，后来走进大上海，从普通工人干起，刻苦钻研文学创作，终于被《电视.电影.文学》主编唐明生所发现，遂正式走进这家文学杂志社成为编辑；后来，他又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当编辑，成为研究长三角经济文化发展的学者，著有《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崛起之路》一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亲爱的我们一起飞》还曾被改编为话剧演出，目前，他是《长三角观察》副主编、又从事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文化研究、业余时间又写小说，正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尽情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和理想。选稿:天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