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胀必须治理通胀预期，而治理通胀预期，必须增强包括央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度，让各个经济主体确信这些政策会有坚定性、高效率和切实效果。
刚刚公布的今年3月份CPI数据，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超过了5%，达到5.4%。而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形势所作的分析和据此提出的对策，已经很有指向性——要求“千方百计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强调“这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为紧迫的任务”；“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性因素”则是这次会议上出现的新提法，为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动用政策工具收紧信贷和货币提供了依据。
4月17日，央行宣布自21日起再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去年以来的第10次上调，意图很明显：进一步回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应对不断上升的物价压力。
决策层对通胀主要成因作出认定
“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性因素”的提法，实际上表明了决策层对通胀主要成因的认定，同时明确了央行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重要责任。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对于我国这一轮通胀压力是否“由货币供应过松引发”，存在争议，不认同货币因素的学者的主要理由是：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乃至广义货币M2的扩张与物价上涨并不同步，因此不存在所谓货币“超发”现象，物价上涨主要是结构性和成本推动型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历次通胀走高前都毫无例外发生的货币超常规扩张过程，就能得出明确结论：2009年和2010年两年过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剩，成为去年底通胀开始抬头的主要原因。
事实再次证明了一个规律，超过实体经济运行需要的货币过量供应，迟早要在物价上反映出来。当然有个新情况是：从货币过量供应到物价上涨，存在“时滞效应”，我们回头再作讨论。
通胀压力仍在积聚和“社会融资总量”
这一轮通胀的主要成因是货币性的，而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通胀压力仍在不断积聚。首先，已经在建的大规模项目不可能在一两年内竣工，它们需要继续获得信贷支持，也就是说，这部分信贷规模极难压缩；其次，我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要求相应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第三，即使银行信贷的口子一再收紧，其他渠道的融资也会扩张货币供应，比如债券发行规模加大，会使金融机构将手中的货币转化为债券资产，从而增加银行体系之外的货币供应。为此，央行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并且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公布相关数据。现在，仅仅控制银行信贷已无法有效控制货币供应；而控制“社会融资总量”，是比控制信贷规模复杂得多的任务。
除了国内的货币性因素，还有国际的货币性因素，这就是美联储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已经成为问题的流动性过剩，在世界范围引起了物价上涨。大宗进口商品涨价，使我国工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大幅度上升，并推动着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我们看到，全球主要的中央银行都在扩张货币供应，全球都在消化过剩的流动性。这种外来影响，给我国控制通货膨胀造成了更多更大的困难。
除货币性因素外，其他各种因素，如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带来的工资成本上涨，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产品歉收等，都会给抑制通胀增加复杂性和难度。国际上，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引起的部分物资供应和需求变动，北非、中东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造成的世界上对“保值性”商品和货币的需求，都会影响国内物价，使我们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可以说，中国治理和抑制这一轮通胀所需的时间，可能比预期要长。
关注“时滞效应”与治理通胀预期
央行屡次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今年第一季度的M2增长速度已经降至16.5%，接近以往正常年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但为什么物价并没有应声而落？我的判断是，因为此前的超额货币供应有个“时滞效应”，而且通胀预期仍然强烈。
货币收缩政策发生作用，往往是缓慢且滞后的，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在物价上反映出来。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现在我国已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金融资产市场，房地产也越来越多地具有了资产的属性，因此货币供应与物价之间的联动关系变得有些脱节，产生了“时滞”。也就是说，当货币供应扩张，股市和房市往往会成为新增的流动性的“吸纳池”，因而在一段时间里不是物价上涨，而是资产价格上升；等“吸纳池”达到一定的饱和度，物价才上涨。反过来，货币收缩政策也不再直接体现为物价受控和回落，而先在资产市场起作用——“时滞效应”同样存在。
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不可小视。通胀一旦启动，预期开始形成，再来治理通胀就不容易。因为通胀预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储蓄意愿减低而增加消费乃至囤积商品，严重的话将会改变货币的流通速度和商品的供求关系，使原来轻度的通胀演变成相对较高的通胀。通胀预期形成后，一般不会迅速消失，紧缩政策要实施一段时间才能使之淡化。
所以，治理通胀必须治理通胀预期，而治理通胀预期，必须增强包括央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信誉度，让各个经济主体确信这些政策会有坚定性、高效率和切实效果。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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