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崛起会让世界震撼，张维为教授在 《中国震撼》一书中给出了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证：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所以 “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体现中国崛起的，首先是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日益增大的影响。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提升与东部大城市对世界大城市的赶超，是中国崛起最直观的两个方面。
沿海城市 “准发达板块”和中西部 “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及其互动机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理。作者的“双板块”理论以及对 “1+1大于2”原因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导致在快速发展后人均收入依然很低、地区差别依然很大。这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中国发展中最大的困难。然而，作者却认为这一特征在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在分析了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计算平均数不够合理之后，作者分别分析了沿海城市 “准发达板块”和中西部 “新兴经济体板块”。由于中国整体规模大，所以，沿海 “准发达板块”就已经达到了多个发达国家的规模，多个省、直辖市的经济规模即使按汇率计算也已经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中西部几个增长极超过了国际上多个新兴经济体。因此，规模大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使差距大、人均低，仍然不会改变这一影响力。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水平时，人们常常会讲两面性，即总体规模和综合国力世界领先，人均收入某些地区依然落后。这虽然不错，但也因此会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中国的整体国力。
两大板块的互补互动，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沿海 “准发达板块”迈向现代经济时， “新兴经济体板块”继续提供着巨大的规模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板块的互补互动是中国经济内部自身发展充满活力的原因，正如西方寻求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以实现科学技术、金融投资、人力资源与市场规模等的整合，从而有利于更好发展，而中国在自己国内就有了这样的条件。中国的两大板块都分别相当于世界几十个国家之和，这使中国的发展自身就构成了巨大的内在潜力。用两大板块方法认识和分析中国有很强的理论意义，正如作者所说的，由于中国规模大、差别大，平均方法总是难以反映中国真实情况。
强势政府与民众的致富热情，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动力。 “中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人拥抱现代化事业的热情和势头，都是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的，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书中的这句话，从动力角度揭示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强势政府常常被市场经济学家所否定，似乎政府只会把资源配置搞错而不可能搞对。恰恰相反，当中国市场仍然在培育过程中时，政府配置资源可以起到市场不能起到的作用，被某些人批评的中国税收过高事实上也是中国政府配置资源功能的需要和体现。与此同时，民众的致富热情恰恰又是通过市场运作被调动起来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秘诀，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没有的。
中国崛起的关键，在于从国情出发的发展模式。在由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色表现让世界又一次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作者分析道，东亚模式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 “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而有的后来采用了美国模式后却出了问题。至于当前这场金融灾难，恰恰起源于美国这个 “民主典范”国家。作者认为，中国能够成功抵御这场冲击，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坚持了自己的模式。这个模式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作者的梳理是相当全面的。事实上，美国在应对危机中也在努力发挥政府的作用甚至搞国有化。
以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例，作者指出，高铁发展的思路体现了中国模式。这是正确而且深刻的。高铁的指导方针是 “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其背后是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高铁发展的成功所证明的，不只是一项技术引进或一个产业发展的成功，而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体制模式与高铁发展模式在结构上是相似的。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之长，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结合了中国发展水平与传统文明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实现经济奇迹的原因，而且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思路也已形成。
在分析中国 “独特的经济”时，作者说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而是人本经济学，更注重治国安邦、经世济民，而不是资本利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这是一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结构与发展道路比较完整而深刻的认识。
中国崛起的基础是经济，但崛起的主体则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及其文明。作者的 “文明型国家”表述使全书的整体论证被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融传统文明与现代国家于一体。正如书中所写的， “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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