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本土的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带坏”了跨国公司，还是跨国公司骨子里的逐利欲望加剧着投资东道国的某些腐败？这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对这种现象，对跨国公司“坏的本土化”，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设法制止
近日，IBM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和解协议，以1000万美元罚款换得SEC终止对“IBM在中国商业行贿问题”的调查。根据SEC的指控，2005-2009年，IBM在中国的两家子公司向当地官员提供海外旅游、娱乐和不恰当礼品等，变相行贿；SEC认为，仅这5年间，IBM在中国至少就有114起商业行贿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
2004年，朗讯安排数千名中国官员和电信运营商到美国“访问学习”（变相旅游）一事被曝光；之后，西门子、德普、IBM等公司先后被SEC以“在华行贿”立案调查——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贿赂发生地的中国，却好像始终未见跟进的调查和查处。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贿赂手段，有强烈的东方特色，常常被戏称为“本土化”，比如以参观工厂为名安排出国观光，聘任某些官员或其亲属做企业顾问，为行贿对象的子女出国读书提供奖学金等，至于摆酒席、请娱乐、送礼之类，更是“常规”。
到底是本土的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带坏”了跨国公司，还是跨国公司骨子里的逐利欲望加剧着投资东道国的某些腐败？这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对这种现象，对跨国公司“坏的本土化”，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设法制止。
“本土化”自有好坏之分
本土化策略，建立在对当地市场条件、需求和消费者偏好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已30余年，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与此同时，中国市场正逐渐成熟，对产品、服务和企业的比选作用日益显现。在许多一线城市，消费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迷信洋品牌，当国外公司的品牌号召力减弱之后，其他实质性要素如技术含量、质量、配套服务水平、价格等的竞争就更加突出和激烈。最近一些国际大品牌如百思买、芭比、巴黎美颂、家得宝在中国关店，正说明本土化经营出了问题，而百思买借用五星电器这个本土品牌另辟市场，则是对自己本土化策略的调整。
但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中不走正道，包括不认真履行环境保护、劳工安全与健康保护等社会责任，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也降低自我要求，它们在本国和中国采取“双重标准”，而借用了“本土化”的名义。还有更坏的“本土化”，就是商业贿赂、逃税避税、恶性竞争、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跨国公司在“学习”东方特色的某些“人际运作”方面，往往有更强大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必须反躬自省本土监管
无疑，不够成熟的市场更容易滋生坏的企业经营行为。但从企业那方面说，资本自有受逐利欲望驱使而不择手段的黑暗面，所以即使在他们国内，某些跨国公司行贿政客之类的丑闻也时有曝光。他们很讲究在公众中塑造美好形象，熟练地以此为自己的实用主义目标服务，例如向学校和医院捐款，但与此同时，又雇佣说客争取减税，尽管明知税收减少势必影响公立学校、医院等的财政拨款。
关键是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约束机制，明确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法律，尊重道德规范。如果一些企业在某一地区的经营不断被揭出不当行为，那么，除了查处企业，当地的监管机构理当受到严厉问责。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有新闻报道说，中国10年间进行的50万件反腐调查中，60%以上与跨国公司的行贿有关，但大部分的具体信息都未见明确披露。特别需要指出，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素来有事前过分控制、事后监管松垮的毛病——过度的事前控制更容易导致资源的不公平争夺，结果为了获得某些行政审批或市场准入，一些企业就设法“走捷径”；而忽视事后监管，同样会使这些企业滑向“坏的本土化”，用盘剥劳工、消费者，损害环境等等榨取利润来补偿先前的“寻租成本”。
应当倡导“中国公民”概念
世界经济论坛强调，“企业公民”包括四方面内涵：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观，对人的责任，对环境的责任，对发展的广义贡献。之所以提出“企业公民”概念，是因为当一个企业的“公民身份”模糊时，它更可能不认同和推卸社会责任。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公民”，情况比较复杂。它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子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当地的一家公司，又是不属于当地的跨国公司的一部分，是外来者，由此便容易成为“公民身份”不清晰的主体，它的许多商业或非商业行为有可能忽视当地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而服从母公司的利益。如果东道国的公司法或其他政策法规中缺少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更难有动力扮演好的社会角色。
所以，我们应当在企业中倡导“中国公民”概念。这就是说，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所有公司，不论是什么来路和身份，都必须爱护中国社会、爱惜中国市场，以长远发展为本，自觉成为负责任的行为者。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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