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究竟多大适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认为，在人口自由流动情况下，每个城市并不是无限扩张的，取决于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交点。
文贯中解释道，只要边际收益曲线仍然位于边际成本曲线之上，就会吸引新的企业和人口移入，城市就会继续长大。此时城市的集聚效应仍为正的。要特别指出的是，城市的规模主要是指人口大小，而不是指土地面积和摩天楼的多少。
他指出，移进一个企业和家庭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仍然大于边际成本，是一个涉及到无数信息和价格的难题，一般要通过市场的反复试验才能确定。所以，城市一般总是先扩张人口，等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产生对房屋和各种服务的稳定需求，地价和房价稳步上升，开发商就会有动力开发新的房源，城市的建成区才会进一步扩张，以便减少土地和投资的浪费。
“对人口或土地的限制，不但使城市的人口规模缩小，而且集聚效应也未能穷尽，造成投资的极大浪费，也丧失了内生增长源泉的最有活力的部分。”文贯中认为，企业和人口集中起来共享一套基础设施比较经济，乡镇企业在全国分散布局，实践证明成本很高，很多垮掉了，造成很大的浪费。
文贯中还表示，如果人为将边际收益线抬得很高，比如给北京以特别优惠的土地政策，车子不需要牌照，用全国的钱搞南水北调工程，地铁2元随便坐，必然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城市，首都变成“首堵”，很不正常。自由流动情况下，每个城市并不是无限扩张的，过了那个点，人们会流向其他城市。
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赞同文贯中的看法，当城市规模扩大时，也会出现交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拥挤效应，当城市规模超过最优水平以后，会产生规模不经济。反过来说，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市场力量本身会导致拥挤效应出现，城市规模将自然回调。因此，从城市规模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宜采取偏松的政策。
文贯中研究了解放前“老浦西”的人口增长模式，对比现在的“新浦东”，“老浦西”当年没有户籍限制，也不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跑过来，后来基本稳定在600万人左右。而投入了巨额资金和土地的“新浦东”建成区由于人口密度低和楼宇空置率高，导致服务业难以发展，进而越发难以吸引外来人口定居，形成恶性循环。与“老浦西”人口增长和服务业繁荣的良性循环相比，“新浦东”城市集聚效应远未穷尽，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发展活力。
文贯中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是一条具有可复制性的市场导向型城市化道路，与土地资本密集型的“新浦东”经验相比更符合国情，更能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可是现行体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所面临的种种制度性障碍，其中又以土地要素和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的制度障碍为最。
为了提高城市资源配置的效率，加速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在加强城市规划的同时，文贯中提倡，中国应彻底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城市化转到市场主导的模式上来。
在放松户籍制度问题上，陆铭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持相同的观点。陆铭认为，所有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差别（包括社会保障、劳动者收入、教育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阻碍中国劳动力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自由流动。陆铭的团队最新研究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水平提高100元，城市居民中有户籍者会消费掉51元左右，而没有户籍的城市移民，消费量是37.7元，户籍对消费制约作用明显。而且，没有户籍的人相对于户籍居民，对周围人群的信任程度相对更低，快乐感也较差，这对于未来城市的和谐发展构成非常严重的挑战。
周海旺认为，户籍限制要逐渐放宽，比如大学毕业生只要在上海找到工作就可以让他们落户，步子可以再大点，而公共服务也更多要考虑常住人口的需要。(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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