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不牢。……我们要准确判断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应对风险的准备”。这一判断，对我们成功推进“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战略，全面实现“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世界未完全走出危机构成中国不利增长环境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这种不利的增长环境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年乃至延续数年的外部条件。
中国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市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与危机发生后前两年相比，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率已逐步回升，但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依然较低，私人投资不振，政府政策空间已经消失，复苏在整体上趋势不明朗。外部需求恢复有限，很大程度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外部拉动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并未消除，是中国外部环境中一个较长期的不确定因素。
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政策选择，为我国抵御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能长期依靠贸易顺差来拉动经济。但是，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是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而不是规模扩张。这就表明应对危机扩大内需的短期政策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期战略之间存在着直接矛盾：既要实施规模扩张性政策以保持增长速度，又要推进结构进步性政策以转变发展方式。这场危机对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困难，而发达国家依然不能走出危机也更增加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难度。
扩大内需政策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基本对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它主要是通过政府扩大开支来实现，在抵御危机中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化有限。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有国民经济内在结构的变化才有持续拉动力。因此，在外部市场依然不振的情况下，中国能否尽快形成可持续的内需结构，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多重国际因素构成输入型通胀压力
“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新兴市场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虽然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却同时构成了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自身需要出发继续实行扩张性经济刺激政策，是当前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间的主要矛盾。新兴经济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需要采用的是紧缩而不是扩张政策。
同样，在以扩张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后，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防止衰退转变为防通胀。但是，防通胀的外部环境却不容乐观。发达国家因依然走不出衰退，继续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私人投资不振，导致美国的定量宽松政策不但不能刺激增长，而且还会增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又普遍过热，通胀压力上升，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从另一个侧面向中国输入通胀压力，大大增加了中国抗击通胀的难度，更损害了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外部市场十分严峻
“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市场环境在危机后发生的这一新变化对出口依存度已经很高的中国十分不利。
危机导致需求不足，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的势力往往抬头，在这次全球性危机中更是这样。危机以来，以所谓反倾销反补贴的名义抵制外国商品的诉讼频频发生。中国作为近年来迅速上升的出口大国，人们更多把本国产品市场的缩小和失业增加与中国出口联系在一起，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似乎更有了依据。危机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巨大波动，发展前景也依然不确定。
出口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外贸顺差对GDP之比，低年份在1.4%,高年份达到7.7%。正因此，危机后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扩大内需。但是，几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高度依赖于贸易出口，因而必须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更为积极的战略调整，从更广意义上形成国内投资与结构进步对增长的拉动，减少出口依赖，特别是减少对加工贸易的依赖，扩大一般贸易在总出口中的比重。
当然，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看，也应当增加进口。一方面是不应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使外汇资源闲置，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利用靠廉价劳动力创造的外汇为国民经济结构进步与技术创新服务。从危机角度看，扩大进口也是中国对世界负责，与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方式。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进口的扩大无论在新型产品上还是在创新技术上，都可能形成对国内的竞争压力。因此中国应当正确运用进口能力，实施扩大进口战略，使进口的扩大更好地为国内发展战略的升级服务。
外部多种不确定因素增加了中国战略选择的难度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际经济多种因素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的政策选择增加了难度。
这场危机导致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制造业迅速扩大的国家来说，石油与主要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影响极大，严重冲击了生产成本与产品的价格关系，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发达国家资金短缺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向并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长期依靠引进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变数。上世纪90年代中以来，实际利用外资对GDP之比低年份在2.1%，高年份达到4.9%。同时，危机增大了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走向世界的步伐。但是，一些非经济因素却影响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
在发达国家减少对外投资的同时，还出现了中国沿海地区企业向东南亚周边国家转移的趋势。这是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人民币升值趋势日益明显的结果。当然也有部分企业向内地转移，形成了生产制造或加工出口的新增长极。但是，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下，中国优势的下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已形成的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而一个新的模式却还有待探索。自主创新和结构升级战略能否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重新构建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仍然有待深入探索。
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将是广泛的。不仅进出口关系将发生变化，而且资本流出入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调整要求汇率升值只能是渐进的，基本稳定逐步升值有利于消化结构调整中的困难和震荡，但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的要求却相当强烈。再加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的严重波动，都将加大中国对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从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看，许多企业赢利水平有限，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将是决定性的。出口企业无法承受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将是广泛的。
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也突发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世界日益发现，今天全球治理的改善离不开中国。中国应当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积极回应这一需求，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服务于世界的需要，也抓住这个机遇，通过全球治理的改善优化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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