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的论断，到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无数国人为中华教育的腾飞呕心沥血。历史告诉我们——教育从来就不是教育者单方面筚路蓝缕的工程，也不只是万千家长忍辱负重的事业，而是承载着民族希望的千秋伟业，是社会理想的公共舞台。由此，任何教育工作者都无法单独回答“钱学森之问”，而求答的力量源于时代的足音。
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理论告诉我们，教育（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的先行者，但教育不可能是社会发展责任的全部担当。和后发的中国一样，日本以及当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成员，分别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被国际机构认定为“后发经济体”，其对外资的渴望和对西方教育理念的崇拜曾经是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思潮的主流。当中国内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期，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日本和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的 “亚洲四小龙”，几乎都成为当时学习的对象。官员、媒体、企业家和社会科学家，纷纷留下了对这些先进和准先进地区的学习足迹、考察案例和思维记录。
我们记忆犹新的一个考察结论是——这些地区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教育的成功。不仅仅是对日本工厂流水线程序控制的赞赏归结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开发，而教育首当其功；对韩国经济崛起和“韩国制造”风靡世界的背景探讨，也归结为韩国本土教育的突破。甚至有学者这样评论：教育是国民素质提升的根本，与其说韩国产品及其标准是由韩国企业高水平地生产出来，倒不如说是韩国学校独立培养出来的。日本经济和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维持了十多年，也为其教育和各级学校带来了许多荣誉。就在中国人认真学习他们的东亚邻居之际，很多美国学者与政府官员也考察过这些后发成员的崛起秘诀，结论都是经济的成功皆是教育的胜利，同时也铸就了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
然而到21世纪的今天，一个同样发生在东亚的成就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答案。那就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评价体系中，缺乏对中国教育的积极赞赏。和我们的邻居相比，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经济赢得了崭新的国际形象。在GDP总量超越日本而跃居世界排名第二的同时，人均GDP也一举超过4000美元而接近中等发达水平；我们成功地申办和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我们科学地利用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农业资源，让占世界22%的人口衣食无忧，甚至为平抑输入性通货膨胀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就是在钱老为之奋斗终身的航天领域，探月工程已经昂首腾飞……这些前无古人的成就是谁缔造的？缔造这些成就的主体人才，是这个时代中国教育自行培养的爱国务实英才。
中国教育自行培养的爱国务实英才，包括30多年来我国恢复高考之后融入各个领域的数以亿计的中青年才俊。那么，正在接受着教育的青少年——我们民族未来的竞争力如何呢？2010年，上海4000多学子首次参加了全球基础教育测评，多项教育素质名列第一。而本文作者皆出身于1967年，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高考，分别进入办学底蕴深厚的天津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当时，津沪高考录取率为25%，曰“精英教育”；今天，津沪高考录取率为80%，为“大众教育”。姑妄猜之，“精英教育”似比“大众教育”更出“素质”，理应更有国际地位。然而，本文作者本科毕业当年，我国优秀高校文凭、学历和学分，能得到国际名校承认者甚寡。而今天，国际名校无不积极录用中国青年学子，纷纷谋求与中国知名高中直接建立生源关系，这难道不是经济和教育比肩提升国际地位的有力佐证吗？
所以，应该说 “教育实践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实力提升了教育地位”是个相对准确的判断。我们也应该相信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的中国教育，还会为国际社会继续 “供应”更多赋有跨文化能力的杰出人才。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有事业就有舞台，有舞台就会催生杰出人才的脱颖而出。今天的杰出人才，拥有时代创造的一切优裕条件。他们，不必像西南联大时期那样，在国难的颠沛流离中坚持科研的灯光，不必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的场景那样——“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还要与饥饿作斗争。当然，我们不因小康而遗忘梦想。追求“让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不是“让人民币满意的教育”，应是值得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
时代如大江东去，教育如击楫中流。江中有浊流、有暗流，如同社会有瓶颈、有坎坷。教育只需破浪先行抵达理想彼岸，治理浊流与暗流、克难瓶颈和坎坷，是社会的责任、时代的使命。毕竟，教育只是社会进步的先导，是寄托希望的翅膀；教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导，也不等于希望的本身。但是，作为伟大时代的眼睛，教育理应选择仰望星空。
（作者分别为天津南开中学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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