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上海禁止外地牌照车辆高峰时段上高架的举措早已有之，但被冠以“严查”这样的称谓后，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这对出行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影响。”昨日，一位持有外地牌照的私家车主在和《国际金融报》记者聊天时坦承，“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不走高架肯定耽误时间。而且，相关部门加上了电子摄像头巡查后，我估计很多人再不敢钻空子了。”
上述私家车主所言其实也从侧面说出了上海市相关部门的一个目的，即为了缓解高峰时段日益严重的高架交通拥堵。事实上，上海市警方已对外明确表示，“上下班高峰期间，外省市号牌、出租车空车等车辆违令驶上禁行的高架道路给本已拥堵的上海高架雪上加霜。”
“姑且不论是否有效合理，此举本就是上海综合治理堵车的办法之一。”昨日，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师陈政对本报记者说，“仅从表面效果看，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拥堵的高架交通状况。”
陈政进一步认为，如果对外地牌照的车辆在高架上行驶听之任之，那违背了上海限制汽车上牌的初衷（上海对待私家车采取的原则是“控制使用”），“也许正是基于此，上海相关部门才对部分外地车辆在部分区域采取限行举措”。
“上海此举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公平。”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对于仅消费了几千元，乃至几百元的几十万辆外地牌照车辆来说，在同一高峰时段却占用了与参加私车额度拍卖（近年来平均维持在4万元之上）的上海本地牌照车辆相同的资源，这很不对称。”
“还要联想到，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对于车流量的合理安置与众多中小城市不可同日而语。”郁鸿胜表示，“尤其是，高架限行举措还关乎到高架沿线的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等诸多综合情况。因而，相关决策的出台不仅是从汽车消费者的角度考虑的。”
郁鸿胜还认为，上海此举总体较为人性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是完全限行，而是在高峰时段限行。且并不妨碍外地牌照车辆在其他地段行驶。所以，不必夸大‘限行’这样的词汇。”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上海市此举难称合理，“因为，这将驱使更多人参与私车额度拍卖。这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会增加人们的出行负担”。
与上述观点相对应，曾有分析指出，上海市相关举措直接影响了车辆行驶这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更增加了公民的财产义务负担，且公共权力对个人权利的干预要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资料显示，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作出。还有媒体表示，“根据《立法法》关于‘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地方政府和人大都无权制定实质上属于变相征收公民私人财产的任何规章和法规。
此外有律师指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道路通行权有明确规定：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公民可以采用任何交通工具自由出行。
对于仅消费了几千元，乃至几百元的几十万辆外地牌照车辆来说，在同一高峰时段却占用了与参加私车额度拍卖的上海本地牌照车辆相同的资源，这很不对称。（记者 黄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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