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关键词： 城市 和谐城市 紧凑型城市 谷歌 城市治理 

内容摘要: 从国内的开放度来看，目前我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流入城市，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拿不到市民身份，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城市郊区建设应该关注郊区新城的规模和开发密度，实现紧凑型发展，以及加强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

我讲“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已经胜利闭幕，这是世博会历史上首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会上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向上海、向全世界展示了关于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技术。第二，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和世博后，我国的城市也发生了一些让大家感到不太美好的事情。比如说交通拥堵，我国一线城市的交通都非常拥堵，我们的首都可能是世界上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许多二线城市也开始拥堵了。再如房价，房价非常高，产生了“蜗居”、“蚁族”，房价成了从中央领导到老百姓都非常操心和关注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的措施。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让我们感到困扰的问题，如城市安全，动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农民工问题等。

我需要特别说明，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城市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解决问题的难度很高，实际上我也不可能有什么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所以需要大家做更多的研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将偏重于从空间布局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讨论城市问题。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创新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对于大城市来说，创新是未来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的基础。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能成为创新城市呢？

创新的城市应该是高度开放的和多元的。创新城市有很多指标，中国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美国福布斯每年评选美国最创新城市。评价创新城市有很多指标，我认为在各类指标中开放和多元是关键。

从国际开放度来看，如从国际人口（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在城市常住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我这里有几年前的数据，纽约国际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２４．２％，伦敦占２７％，东京占４．５５％。东京比纽约和伦敦要低很多，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日本对外国人不够开放。但是相比之下，上海是０．７％，与包括东京在内的国际大都市都有很大差距。

从国内的开放度来看，目前我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流入城市，他们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拿不到市民身份，带来了许多经济社会问题。

一个多元化的城市更能创新，这里涉及城市治理的基本思路。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海社科院与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合作举办了城市问题研讨会，会上意大利专家提出，世界上城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机械性（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的城市，自上而下发布命令，每一个零部件按照指令运作；另一类城市是有机的（ｏｒｇａｎｉｃ）城市，城市的每个细胞对外界刺激都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我认为我国的城市要提高创新能力，至少要做到机械性的城市和有机的城市相结合。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网络，不同节点之间的经线（垂直）联系非常强，而且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纬线（水平）联系，包括不同系统的官、产、学、研、银（金融机构）的联系，行业协会、各类学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都比较弱。城市创新不光是ＧＤＰ中有多少百分比投入创新的问题。

创新型城市的空间环境也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大城市，中心城区过于拥挤，郊区空间很大，但是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很多创新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成本比较敏感；不敏感的只是那些跨国公司总部和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成本敏感的创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就有一个发展空间的问题。现在我们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完备，开展业务的条件较好，但是房租太贵；郊区比较便宜，但是基础设施配套不足，开展业务多有不便，也不能充分满足这些企业的员工（尤其是白领员工）和他们家属的就业和生活需要。所以要拓展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空间，需要在郊区规划和建设更加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郊区新城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与运行效益与新城的规模和开发密度密切相关。现在郊区开发的普遍问题是新城的规模太小，密度太低。“十二五”期间我国大城市郊区建设应该关注郊区新城的规模和开发密度，实现紧凑型发展，以及加强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

我国各地建设了许多科技园区，但多是功能比较单一的园区。我们看世界上成功的科技园区，包括美国的硅谷、我国北京的中关村和台湾的新竹，都是在比较成熟的城市环境和知名大学的强大研发力量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这也是空间问题。今后科技园区的规划建设，要尽量与城市规划与建设融为一体，从空间布局上考虑不同功能的组合，包括生产服务与生活服务的配套。同样，园区开发的密度普遍较低，应该大大提高园区开发的容积率。

创新型城市还需要有好的商务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商务环境。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中小企业商务环境报告，２０１０年的报告说，在１８３个经济体中，我国的商务环境排名第７９位，大约处于中间略微偏上的水平。但是我们有些指标非常落后，例如新办一个企业的商务环境排在第１５１位，申请营业执照的商务环境更加落后，列第１８１位，倒数第三。当然中国很大，各个城市的商务环境有所不同，所以说中国的城市，要能够建成创新型城市，一定要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商务环境。我国大城市往往重视对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商务环境和服务，而不太重视对中小企业商务环境和服务。这种倾向可能会影响创新。现在世界著名的创新型大企业，如微软、谷歌、苹果都是从一两个大学生创办的小企业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民间蕴藏了巨大的创造力。深圳的两个年轻人潘泳、潘磊兄弟造了“苹果皮”，北京郊区的农民吴玉禄造了机器人，更不用说我国已经有了数量庞大的研发人员队伍。如果有好的商务环境，这些小的创新企业就能够发展壮大，其中一些有机会成长为世界著名的大企业；但是如果没有好的商务环境的支持，这些开始时注定比较微弱的创新努力就很容易夭折。

2和谐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和谐城市关键是让全体公民参与经济增长，共享增长的成果。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包容性增长。中文“包容”是一个多义词，我理解这里的“包容性增长”是相对于“排斥性增长”而言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增长，分享增长的成果。市民参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例，这个比例较低说明居民参与经济增长比例相对较低。我国各地的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要努力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要降低就业的制度成本。

一个例子是城市出租车问题。据调查许多城市的黑车数量相当多，甚至与合法运营的出租车数量不相上下。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有这么多黑车？出租车运营的制度成本是不是太高？我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将出租车车牌出售给企业或个人，在市场上一度炒作到１７０万元一个车牌。出租车司机买不起车牌，只能租牌经营，或者无照经营，成了黑车。我们应该反思这种“经营城市”的做法是否符合和谐城市的目标？另一个例子是城市菜价上涨的问题。有报道说，城市菜价贵就贵在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每个周末波士顿部分街道向农民和摊贩开放出售蔬菜，我们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非常新鲜的蔬菜。我国有很多城市空间，在适当的时候完全可以向农民和摊贩开放。类似的问题也有很多。这里的关键是城市管理的理念问题。

要实现城市的和谐，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不关心穷人。著名城市学家萨森说，哪怕是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地区如硅谷，也会产生很多低技能和低收入的岗位。所以即使今后我国城市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也离不开低技能和低收入的劳动者。如我国城市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老龄人口、特别是高龄人口占城市常住人口的百分比在今后几十年内会不断上升，需要长期照顾和护理。长期照护是一个劳动非常密集的部门，护工的技能要求和收入都比较低，但是我们离不开他们，当然城市发展也不能排斥他们。

要建设和谐城市，很重要的一条，是在城市的所有人，特别是孩子和年轻人都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当地户籍，不能享受市民待遇的问题。今年年初我对我国“浅度城市化”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最近北京的三家机构，包括全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所，几乎同时分别发表了三个报告，都谈到我国所谓“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的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不能有城市身份，带来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劳动就业等方面的不公平。这里有城市地方政府的问题，也有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体制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各类社会保险的强制缴费率过高，甚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缴费率的高门槛就会将许多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民工和各类非正规就业的人群，挡在城保的覆盖范围之外。今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降低强制缴费率，以便扩大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同时发展多层次的社会保险。

关于农民城市化和市民化的模式，我归纳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外劳”模式，农民工进城可以在城市就业，但是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第二种是“土地换身份”模式，如目前媒体报道较多的“重庆模式”就属于这一类模式。第三种是农民工作为纳税人或缴费人，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模式。我认为，我国的其他城市，应该强调第三种模式。农民工进城了，缴纳各种税费，自然应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他们在城市扎根了，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市场机制退出在农村的土地使用权。这种模式可促使我国城市对内更加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3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城市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应该是紧凑型的。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新建城区，都是低密度的，豪华用地，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甚至用几千亩地挖一个大湖。如此阔绰的用地方式，能不能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能不能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能不能获得真正的生态效应？这些问题都值得反思。我国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国家，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１０年年度报告，我国城市的土地开发比例非常高，但是开发的强度或容积率却异常低，相比之下伦敦、巴黎、香港只有２０％多，日本的京都、东京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平均只有１５％。同样的国际比较还表明，我国城市特别是城市郊区土地开发的容积率非常低。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国家土地资源稀缺的基本国情，也不利于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回报和产业投资的回报，不利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对此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改变。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紧凑型城市更加有效。

目前我国各地的土地开发模式与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缺陷有关，也与地方政府所谓的“土地财政”有关。所以要真正解决城市的紧凑型发展的问题，必然会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