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有新思路、新举措。新年伊始，我们约请专家激荡脑力，分别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社会建设和文化繁荣等角度切入，探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和破解瓶颈之道。
◆创新驱动
深化改革为发展“解套”
若不改革，转型发展就会被原有框架束缚，成为一句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驱动，就是要做到改革驱动、制度创新。——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王国平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实现上海“十二五”时期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所谓创新驱动，就是要把创新作为发展的引擎，将创新贯穿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教授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发展要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竞争优势并不相同。依照这一观点，上海正处在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关键是要保持生产的高效，并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型。
创新驱动，首先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即改革。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经济建设主要面临三大课题，即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转变发展方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者虽然相互制约，但经济体制的牵制是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就是发展问题，经济发展的能力就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就是创新体制的能力。具体来看，今年上海经济发展的任务很重，要主攻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切实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海的改革任务也很多，包括“四个中心”建设的先试先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卫生体制改革、服务经济和税制改革、教育和文化体制改革，等等。然而，完成这些发展任务、落实这些改革举措，可能会遇到诸多障碍，因为制定和落实的过程是观念碰撞、思想碰撞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既得利益调整的过程，但若不改革，转型发展就会被原有框架束缚，成为一句口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驱动，就是要做到改革驱动、制度创新。
创新驱动，其次是科技创新。就上海而言，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创新战略的科学选择；形成科技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前者关系到创新成果的直接显现，后者关系到创新成果的最终价值实现。
从科技创新战略选择看，受阶段性国情制约，当下应作出以二次创新带动原创和集成创新的抉择，而不应片面追求原始创新。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当前科技主要领域走向前沿、进入创新高地、取得原创性成果，是很难的。以上海为例，到2007年底，上海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5231.62亿元，占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3.3%。但调查发现，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出于垄断核心技术的目的，在沪研发活动往往处于“研发流水线”的环节，对核心技术基本不涉及，技术辐射效应甚微。二次创新是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即通过学习借鉴，先“追赶”（缩短距离），后进入原创轨道，实现“超越”目标，这符合创新规律。
而就形成技术创新产业化的实现途径而言，建设第三方平台至关重要。企业在产学研结合体系中充当第三方平台的角色，就是将自身原本从事生产经营商品和劳务的行为直接转化为承接高校院所成果进入产业的平台。其流程是：院所成果→转化公司→应用企业。所谓转化公司，实质上是专业性产业转化组织，内化于企业体系（即第三平台），具有其他转化形式无法替代的优势。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转化公司应具备下述特质：一、熟悉两头，善于链接。对于需要转化的对象机构，如某著名高校，它派出一批经理人长期跟踪服务，发现可转化的成果。二、具有自转化与他转化的双重行为。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从市场中选择企业进行转化，这是转化公司的主体业务，但不排斥从中展开部分自转化业务。三、与高校、院所有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
◆转型发展
在改善民生中实现转方式
转型包括科技、消费、服务、民生、低碳五个导向。转型发展需要在一些重大问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上海市“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杨建文
转型，也许是当代中国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对上海来讲，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十分现实又很迫切。那是因为，近年来随着上海出口拉动能力有所下降，部分传统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再加上世博后投资拉动效应的减弱，以及资源、环境、市场、土地和商务成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断增强，上海原先的经济增长道路即使还没有完全走到头，也已经越来越窄了。
“转型”一词，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并由此在一些重大问题、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
第一，科技导向型的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讲的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这是产业层面的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只有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有效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并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到来前抢占战略制高点。上海在 “十二五”期间将通过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优化城市创新环境等方式，在迅速提升汽车、船舶等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积极培育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先导产业，力争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引领区。
第二，消费导向型的转型，也就是提升消费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经济层面上的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为了应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改变。由于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难以再依赖于国际市场。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市场需求十分巨大，但目前相当程度上还处于潜在状态。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上海将在“十二五”期间，积极把握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机遇，既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和作用，引领、促进、支撑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争取能够在此过程中寻求自己发展的机会。
第三，服务导向型的转型，这是介于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或者说兼顾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发展方式转变。上海目前正在加快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步伐。从理论上讲，城市功能主要是服务功能，城市服务功能的产业载体就是服务业，因此，上海在“十二五”时期，将着力解决长期存在的“一条腿（制造业）长、一条腿（服务业）短”的问题，构建服务经济时代的产业体系，努力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第四，民生导向型的转型，这是科学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也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内容。上海在“十二五”期间将通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或消费性服务业来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促进上海的经济发展，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五，低碳导向型的转型，目标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层面的转型，事关长远，意义重大。对于上海而言，当前的重点应该是节能降耗，资源节约。我们必须下决心加快调整高能耗、高污染、高危险的劣势产业，有效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社会建设
和谐共生优化资源配置
“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要开好局，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改善民众生活，促进和谐共生。——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胡守钧
所谓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共生关系。以人为本，既不是以某一个阶层或组织为本，也不是以哪一个政府为本，而是要以所有老百姓为本。以人为本，注重倡导合理的共生关系，兼顾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以求最大化满足所有人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这是社会共生系统的首要约束原则。众所周知，人的生存发展，资源不可或缺，人人希求获得更多资源，但现实中大多数资源具有稀缺性，这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人人都想利益最大化，岂会没有矛盾？社会问题或因资源交换不合理而起，如强买强卖；或缘于资源分享不合理，如基本医疗资源不均衡；或因资源竞争不合理，如土地招标“黑幕”，等等。新形势下，以人为本必须落实到资源配置上。尤其是，公共权力既要坚持起点公平，也要维护过程公平，还要寻求结果公平，确保在公平正义的法律体系下配置资源。
万物皆有时序，社会亦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未来五至十年间，加强社会团体建设和社区建设，无疑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任务。这里所说的社会团体不是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而是属于第三领域的具有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公益服务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由民众发起、自愿参加、自主管理，要有以人为本的社群精神，必须遵守社会公德良俗，维护合法权益，不侵犯他人权利。
归根结底，以人为本，即以共生关系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即共生关系的全面改善。“十二五”时期，以人为本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从主体、资源及约束条件等方面入手，全面优化社会共生关系。一是优化经济共生关系，确保各个主体合理分享财富等经济资源。当前，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公共政策必须加快调节收入分配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优化政治共生关系，重点在于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和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三是优化文化共生关系，确保各个主体合理分享知识和信息。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体系，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大众传播，加快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当然，各个社会子系统间，亦须优化共生关系，合理分享系统资源。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和谐共生。
◆文化繁荣
克服体制弱点增强软实力
上海“十二五”文化建设的目标应定位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化多元创新中心和商业文化发展中心，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文化含量，充分满足市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杨剑龙
上海“十二五”文化建设的目标应定位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文化多元创新中心和商业文化发展中心。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上海需要着力克服体制弱点，稳步增强文化软实力。
一、加大民间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政府基本处于主导地位。2011年，在充分考虑政府主导的同时，应加大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建议进一步制定优惠措施，拓展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投资力度和广度，尤其要注重对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或机构的扶持。
二、区别公益性文化事业与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科学界定公益性文化事业与非公益性文化事业，有助于集中优势资源大力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满足市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同时，制定和完善相应法规条例，支持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并有选择地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增强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
三、加强文化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建设，确立常态优惠政策与策略。缺乏文化人才后备军，是上海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问题。建议在文化人才引进上，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同时，切实完善本地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制定常态的人才培养规划政策，尤其是奖掖那些有潜力的、已经做出一定成绩的青年文化人才，这是增强上海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所在。
四、提升世博后续文化发展效应，规范社区文化建设。实践证明，世博会是上海市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平台。世博城市文化建设质量切实反映在社区建设层面。有关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总结、提炼相关做法和经验，延续世博会的文化效应，进一步统筹规范上海基层社区的文化建设，提高城市的文明水平、文化含量。
五、形成区县良性互动的文化发展格局。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上海各区县先后加大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规划力度，但尚未形成整体联动格局。“十二五”开局之年，上海文化建设与发展迫切需要形成一个整体，打破区县规划互不相关的散漫状态。
六、实行“优先优惠”政策，鼓励文化品牌走出国门。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我们通常以邀请国外艺术团体来沪表演为主要方式。这一自信、开放、兼容的做法，不断充实、活跃和繁荣着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近年来上海的个别文化品牌也在国际上逐渐拥有知名度。为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今年在将文化品牌推出国门上要有实质性动作。
七、注重迪士尼游乐园的文化生态效应。位于浦东的迪士尼乐园将给上海的文化娱乐消费市场带来巨大商机。同时，我们也应配套思考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决不能以抑制乃至牺牲民俗环境为代价来追逐所谓国际时尚和拉动文化市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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