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童世骏教授领衔的“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国家重大课题即将收获成果。“中国模式研究”伴随着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发展成为当今国内外理论界、思想界、学术界的热门。面对世界上众说纷纭的中国观，“重新认识”甚至“发现中国”显得十分重要。为此，本期观点新闻刊发三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历史地看待中国模式
黄凯锋(上海社科院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报讯 对于中国模式，国内理论界、学术界从有无中国模式之争逐步过渡到对中国模式特殊性、时效性、国际影响等具体问题的分析。在此过程中，坚持何种历史观对中国模式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社科院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凯锋指出，从2000多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从15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含学习、模仿别国发展的经验及其逐步扬弃的过程，包含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性智慧；从9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理应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从30年的时段来看，中国模式又离不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渐进式探索的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
黄凯锋认为，中国模式是多时段层积性兼容发展的一种独特样式。我们既有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勇气，又有面对矛盾寻求动态平衡的努力；既有把握规律、顺应时势的自觉，又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自知；既有坚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乐观自信，又有不断尝试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务实作风。因此，研究中国模式不是寻找一种“单纯通用配方”，更不是寻求向别人普遍推广的典范，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我们的历史、分析当前发展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从容应对国际关系领域各种各样关于中国问题的观点、争论甚至疑问，更加明确未来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追寻支撑中国模式的中国现代文明
方松华（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松华认为，面对世界上各种中国观，重新认识中国不只是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与发展道路，更需要上升到文化、文明与精神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因为文明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而文化则构成了文明社会的精髓，也是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
方松华指出，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使“中国模式”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强大的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化本身：这就是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与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
方松华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终结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传统，一度使其成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并提出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再造文明”的宏大时代课题。它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创造性地与中国文化与革命相结合；它促使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转型，使中国在经历60年共和国的不平凡历程和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了近两个世纪的沉沦与屈辱，重新昂首走向现代世界。因此，中国发展的背后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古老传统文明的复兴，而是融摄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果，其中更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
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
“中国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模式没有世界意义，恰恰相反，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要有全球视野。”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研究员胡键如上表示。
胡键解释说：其一，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实际上是全球在关注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热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上升。其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受到一些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其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却又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的，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且面对危机又难以摆脱而对中国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中国并没有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价值观，更不会将它上升为普世价值，而西方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之中拯救了西方，可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所以，承认中国模式又加以批判，实际上就暴露出西方既爱之又惧之的心态。最后，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中国过去30多年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继续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将“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记者 曹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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