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社联《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上海市社会学学会联合召开“调解：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以柏万青为例”学术研讨会。来自本市高校、科研院所、律师协会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电视调解为何火热
上海市人大代表、《新老娘舅》节目明星调解员柏万青认为，电视调解深受欢迎的关键在于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电视调解具有受众面广、权威性强等特征，在大众媒体的特定气场下，矛盾双方更容易避免因为争吵而影响诉说和聆听。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认为，电视调解更加契合我国民众心理。国人怕打官司，因为担心一旦纠纷诉诸于法庭，当事人彼此就是 “仇人”。而电视调解以“讲道理”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更加符合民众心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大渭认为，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变化，道德规范受到冲击。在社会信任重塑的过程中，社会环境的不透明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电视调解会给人们带来确定性。
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认为，由于电视调解直接呈现于荧屏，有利于兑现，从而能将更多、更大的纠纷较好地转化消解于萌芽状态。
上海市政协委员、《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曹正文认为，电视调解是时代的产物，调解更有助于解决道德层面的问题。
柏万青现象可否复制
潘大渭认为，电视调解的过程类似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即以利他主义为指导，综合利用各种专业、技能、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因此，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而言，柏万青现象是可复制的。不可复制的一面在于柏万青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集团首席执行合伙人吕红兵认为，柏万青调解纠纷的手段很专业，并能够产生感召人们心灵的效果。就手段、专业、效果而言，完全可以有更多的“柏万青”出现。但是，柏万青调解纠纷依托感情，就不纯粹是手段、专业了。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生键红认为，柏万青个人的魅力与现代传媒相结合，使电视调解解决了不少政府部门花费诸多财力、物力、人力未必能够顺利解决的问题。柏万青现象中可复制的因子，值得政府部门特别是人民调解工作部门学习和借鉴。
应警惕娱乐化倾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此背景下，电视调解的创新与转型更加值得期待。
赵修义认为，电视调解应当是非官方（法律）的民间性调解。调解的主体是民间人士，既没有政府的权力也没有资本的权力，但拥有正派的人格魅力所形成的威望。电视调解与人民调解两者不可或缺，应相互结合。
邓伟志认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适度扩展电视调解工作对象的范围。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电视调解暴露了困难群体中的种种问题，需要注意保护提升困难群体的形象。
曹正文认为，电视调解带来三方面思考：一是给社会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可以研究的课题；二是使政府官员看到了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三是为新闻媒体更加真实公正地反映民声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郭强认为，电视调解的深化应当做到几个结合：其一，内外结合。如果仅仅解决家长里短，不和日常生活以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电视调解的热度很难持久。其二，与政府部门相结合。电视调解的许多问题不止于现场，需要与政府部门沟通，应构建“调解链”。其三，艺术化与价值化相结合。应警惕电视调解娱乐化倾向，守卫电视调解的价值追求。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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