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学人的学术共同体———上海市经济学会60岁了。
早在1949年6月28日，即上海解放1个月后，中国新经济学会筹备会就在上海百老汇大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马寅初担任会议主席。1950年8月27日，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成立，9月3日举行第一次理事会，推选马寅初为理事长，许涤新为副理事长。1956年12月16日，正式改名为上海经济学会。1978年2月，学会重振旗鼓，定名为上海市经济学会，之后，先后担任会长的有孙怀仁、张薰华、巢峰、袁恩桢、周振华等一批知名学者。
立足于上海这片热土，上海市经济学会涌现出一批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众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上一任会长袁恩桢所说：“上海是海，不仅是经济实践的海洋，更是经济理论研究所需养料取之不尽的广阔海洋。”
路边厕所的“门道”
袁恩桢说：“上海市经济学会是追随新中国的出世而出生。”
1949年6月，上海是全国轻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当时国家的税收有40％来自上海，然而财政金融形势极其微妙而危殆，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中央派陈云挂帅，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打赢了“银元”战役、“三白一黑”（即大米、面粉、棉花和煤炭的俗称）战役。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驯服了，年轻的共和国运用经济力量，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一展风采。
就在大上海经济战役期间，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马寅初，发起召集本市的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学会。次年即1950年，上海分会先于北京的总会而成立。
第一届理事长马寅初，在当时的《新闻日报》上撰文指出，经济研究要明白“理论与现实一致”的“大原则”；副理事长许涤新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经济研究要面向实际，“对于政治大势，对于民生疾苦，完全置诸度外”的经济学者，“其前途一定是没落的”。两位前辈还提醒青年学者，决不能离开真实社会而高谈阔论。学者李锐引用两位前辈的话来道出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经济学人的责任所在。他指出，上海大多数经济学人正直而有良心，以高度的责任心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为政府经济决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同时也批评了某些热衷于当“算命先生”，“闭着眼睛放炮”的学人。
雍文远教授回忆起1954年马寅初的一次座谈，马老在浙江农村考察，看到路边厕所都面向大路，很不雅观，向农民询问，农民回答，过路人肩挑货担，这样如厕时便于看守货担。马老建议理论工作者向农民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
时过境迁，面向大路的厕所已难见踪影，但是，对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会从路边厕所这样的小问题，来看出经济发展中的大门道。
一本书发行3000万册
上海市经济学会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邦济世、服务实践这是“海派”经济学人们共同信奉的治学态度。
从1966年到1977年，学会活动停止了十多年。重获新生后，当时兼任副会长和秘书长的巢峰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经济学会在“文革”后的恢复重建时期，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讨论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际事例，摆事实，讲道理，既不以势压人，也不迷信经典。
学会多次组织会员和经济工作者，深入各条线、各区域，进行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从1983年开始直至1987年结束的大型工程《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包括苏、浙、皖、闽一些市县卷），一共出版了43卷，总字数达3000万字，动员的经济理论工作者数以百计，作者数以千计。
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是上海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人物。他既是小说《基督山伯爵》的译者，又是《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主编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版《政治经济学教材》不断完善，发行量之大与社会影响之广，在中国经济学界称得上是独一无二。此书发行量高达3000余万册，袁恩桢风趣地说，此书“据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类书籍发行量排名上，仅次于《毛泽东选集》”。正所谓天下谁人不识君，蒋教授率领经济工作者开展调研，所到之处，“蒋学模”三字就是最管用的“介绍信”。
60年来，在上海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人们总能够感受到经济学会发挥的“智囊作用”，总能寻找到经济学会广大会员奉献智慧的印痕。改革开放初期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相互交织的深层次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研究，面向21世纪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当下的“十二五规划”研究，都有上海市经济学会的贡献。会员不仅有经济理论工作者，还有一批热心于经济理论研究的企业家和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纳百川。
如何富有生命力
上海市经济学会的发起人，有马寅初、许涤新、孙冶方、陈虞孙等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60年来，把经济学会建设成上海经济学人的学术共同体，既是学会创办者的初衷，也是一代又一代成员的努力方向。袁恩桢表示，老中青三代人互帮互学、融洽相处，正是上海市经济学会始终富有生命力的一大原因。
袁恩桢深情地回忆，1960年，当他跨入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大门，就投身于雍文远教授领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那时雍文远教授不过40岁出头，却能把一批棱角分明、各有所长的研究人员调处得混成一体。以编写《新经济学大纲》而名闻全国的沈志远教授，撰写的一篇文章尽管得到了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多数人的认同，却遭到某领导的严厉训斥。此时，作为沈教授直接领导的雍文远，顶住沉重压力，不在研究室内作任何违心的“批沈”活动，继续鼓励研究人员的学术探索。作为中国自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实际主持者，雍文远教授从不计较名位，在指点年轻科研人员上，更是不遗余力。
鼓励长江后浪推前浪，2006年开始，学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扶持奖掖青年学者。论文评选实行严格的盲审制度，担任评委的都是已成名成家的经济学家，他们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选拔好苗子，宁缺毋滥，优秀论文一等奖连续3年空缺，直至2009年，上海社科院张雪魁获得了一等奖。
上海市经济学会60华诞，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在同一年。上海的经济学人们清醒地看到，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代价巨大，转换发展增长方式的迫切，经济学人有责任倾听时代的呼唤，把握时代的脉搏，为上海坚持科学发展先试先行、推进“四个率先”，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战略任务积极提供智力支撑。如会长周振华所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学会任重而道远。”
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说，上海的中年经济学者，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更是幸运的一代。比较其他国家的经济学人，最大优势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面对的使命。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该首先是问题导向的研究，经济学家不能放弃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的追求，更不能为追求各类考核指标，为发表文章而写文章。
经济学人们把上海市经济学会看作自己的家，本届轮值常务副会长陈宪教授说，在众多的社团组织中，上海市经济学会是幸运的，可谓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典型，在大环境的变化中，将求得更加健康、更富有活力的发展。（马海邻 选稿:王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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