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这番话至今仍不过时。在昨日举行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意义”研讨会上，立足当代回顾历史，回到传统纵览变迁，成为研究者立论的坐标。
传统文化走向何处？
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与会的20余名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博物馆中的藏品，在当代彰显出越来越大的价值。
南京大学历史系胡成教授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的重新书写”。他从30年代国内史学两大流派——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入手，思考其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与位置。
胡成认为，两大流派有一共通处：写人类的历史，把国史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让史笔浸着悲天悯人的温度。“哪怕在1931年国难当头，顾颉刚（新史学派）仍说，我们要思考怎样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而非罗马帝国式的强权与征服。”胡成说，这应是史学全球化的立足点。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则提出，中国传统对外政策的基本思想是“怀柔远人”，从周代《礼记·中庸》中的“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提出，“宣德化而柔远人”。“怀柔远人”成为传统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和文化领域的软实力。
讨论引起了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陈卫平教授的思考。“我想在30年前讨论世界中国学的话题时，我们肯定讨论中国为什么不行，肯定会说传统文化不行。”他感慨：“现在倒过来了，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学论坛的名字或许可以倒过来，变成学中国。”
他认为，现在需要对传统文化变迁方向作出评论，正面抑或反面，肯定还是否定，“不仅要在传统中找原因，是否也可以去近代中国寻找答案？”
知识分子转向何方？
近代中国，诚如李鸿章所说：“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会学者将目光投向身处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
1905年科举被废，“学优则仕”的道路就此终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割裂、动荡、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经历着沧桑巨变。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认为，报纸等媒介出现后，读书人由读者转变为知识的生产者或提供者。其中，一部分读书人将报纸视作谋生手段。同时，报纸也改造了传统士人，他们不得不为适应报纸而改变文体、文风。从“藏之名山”的代圣贤立言，到速朽的报章文字。潜移默化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媒介及其作者共同组成的思想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敏研究员则思索着报纸自身的嬗变。1872年，“洋人出钱，秀才办报”的《申报》成立，中国报人职业化经历了“尊闻阁时代”到“大公报人时代”三个阶段，报社从仅有主笔房、机器房、账房3个部门，到民国中后期发展到二三十个采访编辑部门，报业逐渐专业化、细化，为传统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出路。
从中国到世界，从传统到现在，与会学者思索着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脉络与去向，中国学有着无尽的话题、无穷的思索。因为“中国”一词本身就包藏着无尽的学术潜力，中国学蕴含着无穷的思想魅力。中国学的未来，也许要从“学中国”开始。
来源：《文汇报》2010年11月8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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