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开放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理论座谈会发言摘要
编者按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深入研究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做好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是新形势下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任务。10月28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理论界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座谈会，现将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的发言摘要分别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理论版刊登，以飨读者。
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与“十二五”时期改革的新动力
权衡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笔者以为，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为实现快速增长提供内在的效率和活力的话，未来五年中国改革的中心任务则是为推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和机制条件。
一、必须充分认识30年的体制改革后，改革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
笔者认为，与30年前中国的改革相比较，目前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从外部环境看，改革进入了一个由初期为寻求生存机会，摆脱生存压力的改革，走向了一个经济充分发展，物质基础相对丰厚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很容易出现所谓的维持效应；从改革的逻辑起点来看，改革进入了从分配与利益关系调整到制度创新的改革新起点；从改革的内容来看，已经由单一的改革走向综合配套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全方位的诸多领域；从改革的红利分配效应来看，进入了从双赢合作走向零和博弈的改革；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看，已经由起初的开放促进改革，走向改革必须适应于开放，改革必须促进开放的新阶段；从改革主体的意愿来看，改革进入了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时期；从改革的路径和方式来看，由起初的增量改革到了存量改革的新阶段。因此，必须看到，与过去的改革相比较，改革的制约性大于改革的激励性，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很难完全处理好，对于改革要有更大的宽容度、包容性；另外，也要看到，未来时期发展、改革的目标与稳定的目标也不一定能够保持一致，改革的动力与发展的动力也不一定一致，对此需要探索新的体制机制条件，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尽可能保持一致性。
二、必须充分认识“十二五”时期改革与发展面临新的背景和约束条件，这是未来五年中国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和重要基础
首先，未来五年中国的改革具有一系列有利的因素和基础：一是30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30年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已经为下一轮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成功经验，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少走弯路，降低成本；三是30年市场化、国际化导向的改革所形成较好的制度和体制环境，这已经与30年前的计划经济环境完全不同。
其次，未来五年改革将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和制约因素，一是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更加充满复杂性和艰巨性；二是30年尤其是近20年高速发展积累起来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及其刚性约束，使得改革面临一定的阻力和困难；三是未来发展的主题是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巨大任务，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重心，如何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实现科学发展创造积极有力的支持条件和制度环境；四是改革进入了一个经济充分发展、物质基础相对丰厚的新的阶段以后，为谋求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改革动力出现不足，改革者往往在自身利益维持与改革风险之间寻找平衡，改革极容易进入维持阶段的陷阱状态。这些显然不利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三、充分认识改革阶段性特点和改革的制约因素，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塑改革的内在动力机制？如何开拓未来改革的新领域和新空间？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笔者认为，这些规定从本质上说，就是指改革必须着眼于解决和破解影响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难题以及背后的体制机制瓶颈，换句话说，未来的改革及其内生的动力必须服从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必须来自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带来的改革红利。
因此，从未来制约发展以及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瓶颈来看，必须积极推进如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是加快破解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体制瓶颈，重点加大对于税收、监管、信用以及市场准入制度等制约服务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的改革和创新；
二是加快破解制约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重点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人口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内的改革；
三是加快破解制约企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体制机制瓶颈，重点包括国有与非公有、内资与外资以及国民待遇与非国民待遇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四是加快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大对于垄断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体制改革。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主导的改革中的权利垄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造成阻力，形成政府改革的路径依赖，产生了资源配置不公、民营经济发展困难、行政以及行业垄断、潜规则盛行。
五是加快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包括影响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社会事业发展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创造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六是加快破解收入分配结构的体制机制瓶颈，形成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体系。
七是加快政府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加大服务性政府的建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与服务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十一五”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
陈锡喜
“十一五”的5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性和重大风险挑战的严峻性史所罕见。前期，国内投资增长过快、货币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中期又遇到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严重冲击，同时又连年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能够胜利完成，经济依然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且跨上一个新台阶，使之成为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继续坚持。
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相结合
“十一五”开始，国家将以往每5年制定的“计划”改为“规划”，这体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基本思路，即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在经济起伏大的时候。“十一五”头两年，经济承袭此前连续3年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为稳定经济，2007年底中央将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为“一稳一紧”。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后，中央果断决策，将宏观调控方向由“防过热、防通胀”逐步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调整为“积极”和“适度宽松”。中央的及时应对，使经济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超额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增长目标。
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与推进各方面改革相结合
5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从而在处理国内外各种复杂问题、特别是在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时，得以顺利度过艰难险阻，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又高度重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一些重点领域和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非公经济发展受到政策鼓励，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政府监管和服务等方面出台了近40个配套文件，有力改善了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的发展环境；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开展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并轨；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取消了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以乡镇机构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全面推进。
三、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
5年来，国家在推动经济完成规划目标的同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巩固和加强第一产业，提高和改造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三管齐下”的调控措施，使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200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十五”末的40.3%上升至43.4%，服务业对促进就业的作用愈发明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有了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有了明显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高。
四、加快“走出去”步伐与努力扩大内需相结合
5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对外贸易，既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又加快投资等要素“走出去”的步伐，保证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开始将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的转变，在扩大国内需求中，又逐步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十五”末的50.7%上升至52.5%，投资与消费增幅的差距有所缩小。
五、发展经济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相结合
5年来，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国家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如：全面实行了真正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制定和开始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到2.23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贫困人口继续减少，防灾减灾能力增强。群众收入大幅提高，2006－200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1759元，13786元，15781元，17175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是3587元，4140元，4761元，5153元。
以上经验，归结到一点，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突出以人为本、自主创新、调整结构、完善体制、统筹协调。这是“十一五”的精髓所在，也为“十二五”规划的制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刻变革”特性
高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中国的奇迹”，但在国内外格局发展重大转折的背景下，中国以投资-出口主导、传统制造业驱动、要素密集使用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显露出内在缺陷，中国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视为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集中体现了我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系统性和艰巨性具有清晰的认知和精准的把握。
首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为主要驱动力，充分利用劳动、土地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并倚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导向，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伴随着国际和国内格局的深刻变化，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条件趋于弱化，衍生后果不断显露。例如：“人口红利”渐趋极限和“刘易斯拐点”行将到来，导致劳动力资源优势面临转变，传统制造业所衍生的高能耗、高污染导致增长的成本持续攀高，城乡、地区和行业收入差距相对扩大抑制了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美欧日等经济体的持续调整也对中国出口导向模式提出了挑战。这些均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只有依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回应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其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涉及诸多领域和维度的系统性工程。
当前，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要化解“总量增长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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