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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攻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日期:2010/11/03|点击:35

攻坚克难,实现经济社会创新发展

 

编者按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深入研究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做好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宣传,是新形势下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任务。1028日,市委宣传部召开上海市理论界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座谈会。现将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的发言摘要分别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理论版刊登,以飨读者。

 

牢牢把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张雄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这个主题既是贯穿我国新五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又是统揽改革开放全局、又好又快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轴心。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人民性”,决定了它必然拥有统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导地位。科学发展不仅是“十二五”规划的主题,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

牢牢把握这一主题,务必做到以下四个“更加注重”:

其一,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呼吁新的人文精神的创建: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式替代单纯的经济增长方式;用对人的生命的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来修正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发展弊端;用一种新的道德规范、社会惯例、社会文化习俗以及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文明,来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以人为本”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发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其二,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看到,“十一五”期间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源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农业基础较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等。因此,在“十二五”期间,需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说,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不协调问题,要从体制创新、制度建设着手,深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其三,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理解上有三点不同: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着经济增长的内容,但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概念。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质量意识,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似乎更强调量的扩展。所谓质量意识,主要是经济发展必须能够表达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度;能够表达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和谐度;能够表达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富裕度。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内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理念。

其四,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就发展机会而言,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无贵贱、相互平等的关系,有着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就发展成果分享而言,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爱、扶贫济弱的关系,有着不断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就发展促进人类心智进步的意义而言,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情感、高智慧、高德性的和谐关系,有着文化培养、道德熏陶、情操陶冶的社会资源共享权利;就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而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助互惠、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系,有着勤劳致富、社会捐赠、接受他人及社会扶助的权利与机会。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主攻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陈家海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时,提出了“五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坚持就是“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为实现这一战略性调整,需要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是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实施这一举措,既是为了从宏观平衡层面应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为了适应中国经济整体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的过程中将会出现的一系列结构变化。为此,要“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围绕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实施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通过推进城镇化、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来增加就业创业机会;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通过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来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

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从高端技术层面来看还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着眼于产业结构动态升级的总体趋势,必须积极培育发展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要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并明确要求“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对于目前整体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地区来说,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各大产业部门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也具有扩大就业、提升消费的显著效应。而对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至于那些处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特大中心城市来说,形成以现代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是发挥其强大经济辐射功能的产业依托。

四是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居世界首位的发展中国家,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始终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尤其是处在向中等收入水平迈进的阶段,控制和缩小地区差距更成为全局性问题。为此,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大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区发展力度,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五是完善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城市化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主题。如何借鉴国际经验,依据现实国情,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一大考验和挑战。下一步,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科学规划城市群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促进要素流动实现需求增长

陆铭

在过去30年里,中国最为显著的经济社会特征有两个:一是经济高速增长,二是收入差距扩大,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安定团结,也严重制约消费能力的增长。为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城市化及户籍制度的一些问题抑制了内需的扩大。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大约为48%,其中有城镇户籍的不到30%。在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由于没有户籍保护,消费能力整体受到牵制。研究还发现,随着收入的增长,外来人口的消费增长速度却慢于城镇居民。假设收入共同增长100元,城镇户籍居民大约会消费51元,而没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大概只消费37.7元。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逐步上升,整个国家生产和供给的能力持续增长,消费却没有同步增长,这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特别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

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自从本世纪以来,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国内外很多人认为需要通过名义汇率的调整来缓解贸易失衡问题。事实上,名义汇率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并未能有效缓解贸易失衡的局面。从最为根本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受到制约,储蓄率上升,又持续转化为投资和生产能力,最后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不得不进一步通过加大投资和出口来消化。因此,如果找不到办法来提升中国国内居民消费需求,那么仅仅依靠调整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名义汇率来缓解贸易失衡,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

“十二五”即将到来,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城镇化,并以此作为拉动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重要举措。就在10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这一法律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社保跨地区可接续,此举将极大地推动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值得期许。

当前,收入差距在城乡间、地区间的扩大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城乡和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来应对。应当说,必要的财政转移是需要的,但仅仅依靠财政转移并不能有效促进欠发达地区更快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来看,促进城乡间、区域间的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才是平衡发展的根本措施。最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够借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来获得持续性。

总之,有序的城市化进程既能带来持续的需求增长,也能够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并为经济平衡增长作出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加强社会建设重在提升三大能力

杨俊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为此,“十二五”期间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提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能力以及提高社会管理和创新的能力。

首先,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必须率先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这就要求,从思想观念和执政理念上,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坚定党的宗旨意识有效结合起来。动摇根本宗旨、偏离党的群众路线、疏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自发或不自觉地被片面的“GDP主义”、“经济增长主义”所绑架,把片面的资本收益简单等同于社会福利,把单纯的GDP增长率片面等同于社会发展目的,把部门利益片面曲解为公共利益。结果,所谓的政绩不断虚高,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又不能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致使矛盾外部化,“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现象时有发生。

政绩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改革不利于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才能切实做到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者报酬和劳动增长率同步。

其次,提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能力,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转变政府职能有赖于三大建设,即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建设。法治政府要求以“权利本位”克服“权力本位”的弊端,树立“权为民所赋”的正确权力观;责任政府要求以“公民本位”克服“官员本位”的弊端,树立“利为民所谋”的正确责任观;服务政府要求以“社会本位”克服“政府本位”的弊端,树立“情为民所系”的正确服务观,真正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当前,正确“三观”的树立,首要任务是切实做到“四个分开”,即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分开的本质是政府管理权下放,“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将政府职能彻底转变到努力提高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的能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上来。

最后,提高社会管理和创新能力,在体制机制上必须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提高社会管理和创新能力,目的是要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当前,化解风险,迎接挑战,重在用法制和创新的手段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

为此,一要营造化解矛盾的协调机制。二要构建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协商机制。协调机制的营造,政府处于“上位”,即要做好“裁判员”。协商机制的营造,需要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需要构建有利于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自治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培育发展机制。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贯彻群众路线要做到“五民”

奚洁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价值观的新部署,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其基本内涵和鲜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五民”,即顺民意、重民生、解民忧、聚民智和得民心。

第一是顺民意,即尊重群众意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前提和基础是要真正了解并尊重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替代他们的真实需要,更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目的去强迫群众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所谓“好东西”。全会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发展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这种新期待,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这一概括反映和把握了新时期群众的最根本、最重要、最真实的需要。

第二是重民生,即维护群众权益。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群众的权益问题,它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基础。重视维护群众权益,是当前坚持党的执政宗旨和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因此,全会指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是解民忧,即做好群众工作。新形势下,群众中的矛盾和问题、群众的情绪和思想问题,大多数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也常常同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有关。新时期改善党的群众工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要健全和完善群众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与反馈机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沟通氛围;二要做好服务群众工作,要深入基层及时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三要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矛盾,共同创造有利于发展的宽容理解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四是聚民智,即依靠群众办事。中央要求我们“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就是要我们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看到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解决问题的智慧。依靠群众办事,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民情、民需;要善于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大力发扬民主,特别是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和社会听证制度;要善于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而有效的决策和意见再贯彻下去;此外,集中民智,还包括对群众中的有些思想问题、内部矛盾问题,可以依靠和通过群众组织、群众的社会团体、群众的自我教育去解决。

第五是得民心,即接受群众检验。强调我们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和评判,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道理,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基本观点,不仅是指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成果的享有主体,而且强调人民群众也是历史发展成果评价的主体。这是对群众观点的新发展。由人民来检验领导干部的政绩,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二是有利于扩大群众的社会参与度,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三是有利于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适用性,提升公共行政的效率和效益。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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