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六个月时间里，安排了一场高峰论坛和六场主题论坛。在将要举办的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领导人、相关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国内外城市市长、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等将受邀出席，此次论坛“可以看作是对上海世博会系列论坛和世博会思想成果的总结，将成为本届世博会论坛的高潮和亮点”，而即将发表的《上海宣言》将成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一份重要的意愿性宣言。
关于举办学术思想文化世博论坛，1902年，梁启超就曾设想过，在其未完成的“政治说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开首就有这样的设想——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作为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是失败的，但作为预言却是成功的。他在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如“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各国大学学生”济济一堂，“把偌大一个上海……都变作博览会场了”等最终都成为了现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设想的世博会不光着眼于商务、工艺的展示，还着眼于种种学术思想的研讨。
两年后的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几乎就是“梁启超设想”的完全实现。在世博会举行的同时，几乎全程贯穿着频繁的新闻、教育、卫生、电气、科学、法律、机械等学术盛会——
自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为万国新闻记者会议，自五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为妇人总会同盟会议，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为国内教育会议，自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初五日为第四回万国齿卫科会议，自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为第五回万国电气会议，自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为技艺及科学会议，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万国律师及法律学会议，自十月初三日至初六日为万国机械会议，自十月初六日至初八日为休息日会议，尚有关于运输之万国会议未定日期。（《各国赛会汇志》，《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第118页。亦可参见 《博览会会议期》，《大公报》，1904年4月26日）
1906年，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也提到了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上种种学术论坛：如前年美国散鲁伊斯（按，即圣路易斯）赛会时，公法有会，法学有会，医学有会，农学有会，似于商业并无关系。初不知萃集各项这专门名家讨论演说，则其人民眼界理想随在被其影响。（《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1907年第9期）
这些学术会议与其说是博览会的“副产品”，不如说是博览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世博会不光是指世博园区场馆里实物的陈列和展示，而且包括世博园区外的种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研讨。
历史上的世博会，除世博园外的“世博论坛”外，世博园区里同样有着学术的展示与交流。
汪大燮在1906年提出这样的观点，“推究赛会之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在开设会场之国罗致各国物产制造，以供研究，使其工商人等通知各该国之学识理想好尚及其历年程度之比较，以开发其进步思想。在赴赛之国，亦藉其会场以增长见闻阅历，为扩充久远之图，皆不仅仅计较一时盈亏巳也。”可见，世博会在于谋求久远之“学”，而不在于谋求眼前之“利”。
其实，面对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场内的“商学”，我国官场也是对此有所关注，当时亦呼吁派员考察——
探闻伦贝子近照会外部，咨调光禄寺署正黄中毅前往散鲁伊（按，即圣路易斯），赴会考察医学，盖华医寓美者年多一年，获利甚厚，西人遇有感冒小疾每服中药，无不立效，异中医向无文凭，每为西医所阻，今贝子特派专员赴会，洵为植民中之一要务，惟博览大会无所不赅，机器工艺电化等事关系尤大，倘能各得专员，分头考察，则七十余万赴会巨款庶不虚糜矣。（《咨调医官赴会》，《大公报》，1904年1月20日）
可见，我们不只把世博会看成一个商品展示和交易的场所，而且看到这些商品背后的“学问”。
值得注意的是，在1906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今天“社会科学”之类“学术内容”的陈示——“会场中，更有所谓后世陈列场，为他国前此所未有者。场中以关系于社会学者为最多，若相互救济法、保险法、协力会社、贮金所制度等，为近世最难之问题。此场大有益于学界，不知我国官场所派之调查赛会员，见之识之否？” （《义大利万国博览会游记》，《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98页）世博会展示“社会科学”，无论对当时的作者来说，还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都是一宗“新鲜事”。这对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鼓舞。
可见，无论是世博场外开设的世博论坛，还是世博场内所展示的学术内容，都显示了世博会所具有的“学术性”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世博会不只是一个商品交易的盛会，而且也是一次学术交流的盛会。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