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一大问题恐怕在于，某些大型社区基层机构缺乏对普查员的严格集中培训和筛选。” 张翼表示，这属于技术层面和工作状态方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工作能力的反映。
2010年8月15日，40多岁的蒲锦荣和其他3位同事走马上任，成了望京西园四区的人口普查指导员。然而到了8月底，就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将完成户口摸底阶段的任务时，4人却同时请辞了，这在近期并非个案。蒲锦荣说：“实在力不从心。”
蒲锦荣负责的区域，是望京地区人口最多的社区，共有15000多人，4位指导员手下拥有一支几十人的普查员队伍，多是50~60岁之间的退休老人。
据蒲锦荣回忆，8月初自己由社区干部介绍，简单填写了个人简历，参与了两三堂培训课，就上岗了。“培训主要是教大家如何填写普查登记表，表格共有7张，本市的、暂住的、外籍的各两张，分别是按户填写和按个人填写，此外还有一张汇总表。由于每张表格的项目众多，普查员即使全程参与培训也很难一次听明白，回家还得自学人口普查培训的材料，才能把表的内容理解透。”
正式上岗后，作为指导员的蒲锦荣，不但要带领普查员上门熟悉表格登记的业务，还要改表，录入信息，给普查员答疑等。而她很快发现，由于人手紧张，那些陆续依靠区干介绍加入的普查员，很少有参与系统培训的，有的甚至就没上过课，只是通过互相学习就上岗了。再加上培训课时本身就过短，以至于许多普查员对于最基本的表格登记都无法掌握。
蒲锦荣告诉记者，对那些纯粹的本地住户进行登记还相对顺利，只需要在两张本地表格中，把户别、住房情况、每户人口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户口性质及登记地、受教育情况等一一写明即可。
可一旦遇到人户分离或者家庭结构比较复杂的，普查员就容易搞混。比如有的家庭中既有本地的，又有外籍的，还有寄挂的，这就意味着光一户家庭的登记就需要用到3~4张不同的表格。于是，普查员就不知道究竟该填哪几张，或者干脆张冠李戴。
问题主要集中在最后一张汇总表中，汇总表是对前6张表的统计，涉及的是纯数字概念。比如，需要统计在本户户籍人口中，现居住在本村其他普查小区的人数有多少，离开本村（居）委会不满半年和半年以上的人数分别是多少，其中现在省外的又有多少，还有出生人数、死亡人数等等。普查员有的分不清类别，有的不会计算。
“这些普查员本身对人口普查基本一无所知，再加上岁数比较大，进入状态慢。”蒲锦荣告诉记者，4个指导员每天的录入工作就很繁琐，却还要时不时地重复回答他们的各种咨询。 一次，蒲锦荣一天之内先后8次接到同一个关于“汇总表”的问题，解答之后，有的普查员依然无法理解，而有的当时听懂了，一入户又忘得一干二净。“总之，在每天收到的登记表中，出错成了家常便饭，天天都需要返工才能录入，工作效率非常低。” 蒲锦荣无奈地表示。
眼看8月底按照社区要求需要上交一部分表格，虽然没有数量的要求，但由于4个指导员手头完成的任务实在有限，害怕这样的工作效率会耽误整个社区的人口普查进程，不得已提出“辞职”。
难题不仅来自业务，蒲锦荣告诉记者，个别普查员还遇到过“入户难”的情况。有的普查员刚敲开门，户主看到是陌生脸孔，马上把门关了；有的直接向普查员甩脸子，告诉他们别再来查了。
“人口统计和调查属于社会调查，这种职业的确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并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表示，作为国家管理和政府机构的调查组织工作人员，需要取得譬如统计师之类的资质。而短期工作的，譬如人口普查期间需要大量的普查员，通常从基层抽借、临时招募或者寻找义工等途径来解决，并安排培训后再上岗。
“这是因为人口普查是全国性的，十年一次，每次需要几百万的普查员队伍，交由专职队伍是不现实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解释说。即使在国外，只要是全国性的普查，国家机构也以招聘员工、志愿者为主，并不强调职业资质。尽管当地亦存在相当数量的专业民调“雇佣军”，但他们多参与商业性或是局部的、某一领域的调查。
张翼坦言，就普查员承担任务的难度而言，只要符合60岁以下的年龄限制，城市高中以上学历，农村初中以上学历的人，其理解能力、读写操作能力一般不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引导他们执行。况且，国内的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与国外的确存在差距。
“目前的一大问题恐怕在于，某些大型社区基层机构缺乏对普查员的严格集中培训和筛选。” 张翼表示，这属于技术层面和工作状态方面的问题，更是政府工作能力的反映。
美国也和中国一样，逢“0”年展开人口普查。以今年的人口普查为例，美国从2009年秋季就开始由人口普查局各地的办公室，临时雇用工作量高峰期所需的普查员，数量高达百万人之多。由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此类临时岗位的申请者众多。美国人口普查局会依据申请者能否在社区工作，及每周能工作多长时间、测试分数、语言技巧、是否有过相关经验等因素来筛选雇用人员。此外，普查员还需要通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背景审查，包括针对犯罪记录的指纹审查。
国内普查员遭遇的困境，还根源于政府的宣传不到位，有时甚至出现偏差。张翼告诉记者，目前有部分媒体过分强调人口普查的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使用“人口普查查出住房空置率”这样的用语，有些人害怕普查会涉及自己的住房等财产状况，更担心会依此征收物业税等，因此不太配合。但事实上，这只是这次人口普查的一个附带内容，仅仅依靠这些调查，政府根本无法知晓每个公民究竟有多少房产，也很难计算住房空置率。
“政府应当深入细致地向公众阐明人口普查条例的细则，仅仅依靠社区街道挂横幅、贴标语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大量在电视广播开展专题节目，答疑解惑。其次，社区应向所有住户分发人口普查的说明手册，里面必须包括具体的普查内容和操作方式，并表明调查信息绝不与别的行政机关相交流，也不会作为超生惩罚、住房空置率调查以及物业税征收等的依据。”张翼说。
“此外，调查机构还必须意识到，有些住户不愿开门也并非针对人口普查，而是现代人自身保护意识在增强，对于任何上门入户的方式都比较谨慎。”梁中堂说，比如，在一个高档社区，门禁“戒备森严”，上下楼都要刷卡，没有物业的配合，很难上楼登门普查。但物业往往出于对高端业主的隐私保护，很不情愿与普查员合作。
正基于上述种种，国外有不少采取邮寄普查表的方式，由居民自己完成填报并寄回。比如在今年4月1日前，美国有近1.34亿个家庭收到由人口普查局邮寄的人口普查表并寄回。不过，尽管如此，估计仍将有数千万个家庭不能及时填表，届时70多万普查员才会对这些家庭进行登门拜访。
不过，中国尚未形成替代普查员入户调查的理念，这取决于很多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指出，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小区、郊区的邮政并不畅通。此外，很难保证收到邮件的每户家庭，其成员都有读写能力，一旦他们的理解能力无法达到填报的要求，还是得依靠普查员上门服务。从理论上讲，统计部门可以从设计阶段就将人口进行划分，一部分人采用邮件填报，另一部分进行入户访问，但在实际操作中，尤其要考虑到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这样的划分将会非常复杂。
“况且我们与国外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公共设施比较固定。” 梁中堂说：“比如，尽管美国每个社区住户也存在一定的流动性，但至少他们的房子属于‘住宅’这个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而在我国，人口流动性大，新建社区多，很难确定是不是单纯住宅，甚至连是否有人常住都不清楚。”( 胡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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