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伦敦人还要富裕。”未开口前，83岁的吴仁宝坐在对话嘉宾席最尾端，蜷着身子，神情木然，感觉来错了地方。
坐在他旁边的是5位衣着光鲜的国内外县市长，这是10日上海世博会绍兴论坛的一场圆桌会，议题是“全球视野中的村镇与小城市”。
直到最后，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才开始他简短的发言，并瞬间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在主持人的再三追问下，吴仁宝透露，华西村现在每人每年体检费有8000元，收入由三部分组成：按需分配、按劳分配和股份分红，其中仅第二项每人就至少可以拿到8万元。
在这次主题为“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的世博论坛中，华西村成为绝佳注脚。2006年，华西村全村销售收入是400亿元，最近与华西村相关的新闻除了那幢投资25亿、328米的高楼即将竣工外，另一幢高达538米、投资60亿元的摩天楼也将于明年动工。
吴仁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并没有透露更多“经验”。另一位乡镇改革“风云人物”、原陕西省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却这样总结中国当下那些殊途同归的村镇致富经验：先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了民生问题，农民就有钱去投资和消费，又可以让集体经济挣更多的钱。”郭宝成告诉时报记者，钱不是问题，思路才是关键。
华西村显然还有更多的“秘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等专家接受时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华西村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路径，是新型城市化的样本。
陈剩勇认为，不同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旧有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强调村镇自身的发展，强调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浙江，如宁波滕头村和温州“镇级市”改革，都属于这一路径的探索。
这场会聚众多国内外学界大腕的超级盛宴，延续世博的“城市”主题，在乡村及城乡互动话题上深入辩析，勾兑出中国当下城市化带来的诸多困境及解困萌芽。
城乡差异现状
农民收入增长明显
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城镇化率达到46.6%，比2003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3年-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622元提高到5153元。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5%。中国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农村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不均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越大表示越不公平）是0.475，有消息称2009年已超过5%，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了收入分配非常不平衡的国家行列。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达到40%。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城乡收入差距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一直呈现不断扩大之势，最新数据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3.3∶1。目前GDP组成中，农业贡献率仅为11%。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现在是39%，意味着39%的人创造了11%的财富，也只能分享11%的财富。
收入不均拉低消费增长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我国居民消费率（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到2008年由52%降到了35%。美国是70%，日本65%。中国缺钱吗？政府现在很有钱，从1994年到现在，税收从5000多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4万亿，年均增长18%左右，远远高于GDP增长。
那是老百姓没有钱吗？好像也不是，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1994年到2009年3月，从2万多亿增加到24万亿。问题就在于“收入不均”，大部分人没钱消费。所谓中国道路，30年来最大的失误或者最大的副产品，就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几种解决方案
对农民土地确权
李扬：我们认为，城市化率超过45%，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因为人口和资本都会随之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这种双向流动正是我们中央所概括的，进入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阶段，我们应该推动城乡差距缩小，措施有：第一，土地是核心。应保证农民的三大产权：劳动产权、房产产权、土地产权。第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一体化是关键。如果路不通、电不通、政府不通，资本是通不到那里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包括户口制度的改变，都有助于促使城乡统筹发展、最终消灭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户籍制度
李稻葵（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户籍管理制度必须要改革，必须要有勇气改革，才能够释放我们城市化的潜力。方向是采取一个市场化的方式来突破户籍制度的瓶颈。逐步降低户口带来的福利含金量，比如提供可携带的福利待遇，量化、货币化医疗、养老保障，不管这个人是留在北京也好，留在上海也好，只要是北京或者上海的老户口就有量化的、货币化的福利待遇。这样就引导他们逐步搬到周边的地区生活。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助理）：说说重庆模式。重庆是在8月15日开始进行户籍改革的，应该说这是户口制度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改革。目的是让居住在重庆市的330万进城农民拿到城市户口。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到2020年1000万农村人口会换成城市户口。
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一纸空文、一张纸，或者一纸户籍的说明。拥有一个户口，就基本拥有五个权利，包括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就业福利、养老基金。而每个农民在中国原有三种权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拥有权和林权。所以整个户籍改革制度就是怎么样使得农村的户口能够顺利地转型，把三个权利转换成五个权利。改革非常复杂，争议性也很大。
跟以往“宅基地换社保”有所不同，这次重庆让农民有选择的机会。重庆设立了全国唯一的土地交易所，农民取得城市户籍的条件是自动放弃农地、宅基地和林权，但在三年后，他的土地可以选择放在土交所出售。目前每亩价格大概在15万元，获得的这部分收入可以在城市里买房。相比沿海城市，重庆的房价不算高，另外，我们有全国最大规模的廉租房建设，其他城市最多5%或是6%，但是重庆的廉租房规模将达到整个人口30%—40%。所以对这些新农民，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弱化城乡空间功能差异
德华·李孟（加拿大科瑞澳咨询公司总裁）：中国大都市区经济影响力还有很大的地方可以发挥，主要的原因是交通的通达性不够。通达性如果能进一步提高，功能性就能增强辐射和互补，中国政府就能保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快速的城乡一体化。
萨斯基亚·萨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我们发现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的产生是现代经济所产生出来的，如硅谷、生物港、公园，或出口区。这些不在城市也不在农村，而是在过渡空间。城乡收入差距之所以非常大，不是结构性造成的，而是功能性造成的。产生差异是因为生产链上产生了分割。这个长的生产线，从农村开始，把规模、空间、经济活动都加以修整，是一个新的模式和现象。因此新的经济政策要超越新的两极分化，就是超越城市、乡村分化，比如可以让大公司的外包公司带回本土过渡地带，弥合当地城乡之间的功能差异，从而创造新的分工和就业。
确保公共服务城乡均等
郭宝成（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原县委书记）：神木40万人口，目前我们的全民免费医疗，每年只需1.5亿元。神木免费医疗的模式，我认为中国所有县级以上单位都可以借鉴推行。现在哪一个县拿不出1.5亿来搞免费医疗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问题，这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我敢预言，在我们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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