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综述
目前，中国国内普遍出现了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情况。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富余向短缺转变的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出现？日前，在“东方讲坛·香港高峰论坛”上，经济学家们针对这一热门话题提出了迥异的看法。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鲜明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内地劳动力供应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工资上升将成为趋势。
在题为“工资成本上升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题讲演中，李剑阁提出，从人口数量来看，中国的人口似乎离“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还有5年左右时间，但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目前已经出现这一拐点；尽管大部分学者认为现时中国农村仍有1亿左右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但由于这些劳动力年龄偏大，其转移的可能性变低。他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以往靠人力支持经济发展的模式会面临严峻挑战。
李剑阁结合日本、韩国、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中国香港的相关发展历程提出，工资成本上升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有利于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有利于消除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不过，这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警告：尽管工资上升已成大势，但政府和舆论不能人为把工资推得更高，而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工资水平；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否则这种增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工资增长不能挤压养老保障等其他政策。为此，他提出建议：尽快放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以缓解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大力倡导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而在随后的讲演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则提出，中国距离到达“刘易斯拐点”还有10年到15年的时间。
在题为“中国，再有30年的高增长”的主题讲演中，樊纲认为，过去30年，由于投资和其他各要素的投入，推动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目前，中国的储蓄率处在历史最高水平，加上外资的持续进入，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支撑作用不会弱化。而在劳动力方面，尽管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不再像过去那么低，但是从综合效益考虑，未来10到15年中国仍然会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之一。从国际经验看，当农村劳动力人口占到整体劳动力的10%时，便有可能出现“刘易斯拐点”，那时的工资增长幅度将会超越劳动力增长幅度；而目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仍占总劳动力的25%-30%，要降到10%的水平，仍需10至15年时间。
这位经济学家提出，随着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科技体制的改善，企业走到产业和创新的前沿，创新将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内地经济每年维持8%增长的情况下，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达800万个，中国经济未来30年持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城市离国际化大都市有多远
“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最近公布的数据统计表明，中国目前已有183个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中国城市的这种“国际化”热情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究竟有哪些基本蕴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离世界城市还有多远？在日前举行的“可持续城市化与2049年的全球城市：上海-纽约国际论坛”上，中外学者对相关话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城市互动、心态开放方能促成世界城市
“国际大都市”或“世界城市”究竟意味着什么？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做出的定义，即世界全球城市就是在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具有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其基本要素包括：世界著名银行总部数、主要证券公司的市场价值、世界著名大公司总部数、国际旅客规模巨大的国际机场数，以及由这些要素所促成的全球影响力。
然而，即使以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来观照，中国城市离世界城市依然差距不小。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通过数据比较提出，中国这些城市的资本以及人口与劳动力国际化水平依然较低，国际金融职能还很脆弱，经济的市场化水平不高，企业家的管理水平还有很大局限，特别是，这些大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关系依然薄弱，这些欠缺制约了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与其他城市的互动、开放的心态，是中外学者普遍看重的要素。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院长杰弗里·萨克斯就特别提及30年前他在日本东京的生活经历，当时日本报纸对当地居民做调查，问他们是否愿意见到外国人，结果竟然有90%的人说自己对外国人不感兴趣；在萨克斯看来，正是对外国移民和外国人口非常抵制，成为东京走向世界城市的一大障碍。
迈过“浅度城市化”这道坎
与中国183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雄心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其实仍然没有走过“浅度城市化”阶段。在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中国城市的空间规划，大多是低密度开发、低密度建筑和低密度人口，与此同时，农民进城后不能取得城市户籍，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等方面没有同等待遇，这种“新二元结构”造成“浅度城市化”，也就是城市每年都在扩大，但是城市化的深度不够。中国城市的未来发展，应当增加想象力，推动城市的紧凑型发展。
上海市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对此做出了呼应。他认为，并非只有在完成工业化的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才可能完成世界城市的崛起；上海的崛起将有能力挑战全球城市发展的惯有模式，走出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演进的新路径，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城市更合理布局、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精心规划更要关注城市细节
如何在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针对这一问题，纽约市城市设计和建设局局长戴维·伯尼强调了好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他特别举了纽约的例子，因为正是1812年完成的总体规划设计，为纽约此后近两百年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除了总体规划，城市公共空间的细节安排尤其重要。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设计实验室的理查·普朗兹认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健康，包括城市街道在内的公共空间的活力是重要维度。“街道不应该只有汽车，还应该有公共活动空间，居住区有绿地和公园。”（田晓玲）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