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美学研究路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各个流派本身也存在着特定的缺陷，但都展现出对资本主义，包括对后工业社会和现存文化的批判而形成的共同的理论定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当代文论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新时期我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有某些契合，或者说中国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些思路上有相当的一致性，这其中的影响很值得关注。
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发掘马克思思想中长期被遮蔽、未能注意和吸收的部分，就是所谓“回到马克思”；而我国新时期文论开始于批判“四人帮”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恶劣行径，提倡正确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要“回到马克思”。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研究和探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这部长期被忽略的重要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批评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要向马克思当年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接受当代资产阶级的文化成果。他们把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文化思潮中的某些认为可取之处，作为改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就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一点在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也有突出反映。80年代中期，兴起了一场文艺学方法论研究、讨论的热潮。一些论者热衷于在文学研究中引进20世纪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用以补充和发展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近10多年，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又成了文论研究新的增长点。较为全面地吸取西方当代批评理论，使之与中国传统文论和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相结合，是新时期相当多的理论家所做过并且还正在继续做的工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应当说也是与我国新时期文论的理论结构一致的。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90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和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与反弹，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当代文论界影响的意义所在。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出现在资产阶级身上的“虚假”意识所造成的自我欺骗，就其各种辩证矛盾而言，就其各种客观的虚假性而言。至少是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为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提出：“‘虚假’意识虽然不能挽救它的灭亡，阻止这些矛盾的不断增加，但是它确实给了资产阶级继续战斗的内在可能性，即取得成功，虽然是暂时的成功的内部条件。但是，在无产阶级那儿，这样一种意识不仅带有这种内在的(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也是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促使它——无论它是怎样想的——必然要采取的行动相对抗的。”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理解它自己的历史命运变得越迫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决定它的每一个行动也变得越迫切。当向着自由领域过渡的时刻到来时，只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才能够把人类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因此，无产阶级会寻找自身解放的道路，逐渐把物化中自我客体化的阶级意识上升为主客体同一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挖掘自身发展过程的主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理论路径下走了半个多世纪。
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新一代的传人，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国际著名学者，如：斯图亚特•霍尔、本•阿格、马克•波萨特、安吉拉•默克罗比、托尼•本尼特、理查德•沃林、理查德•霍加特、约翰•费斯特、斯蒂芬•布隆纳、斯蒂芬 •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尚塔尔•墨菲、阿里夫•德里克……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几乎涵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乃至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各国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加快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步伐，已有一些他们的相关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还没有及时、全面的介绍给我国理论界。我国文论、美学界关注的视角还停留在对少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以及少数英美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领域中其他人，特别是上述代表人物和代表论著的研究不多，甚至于根本不了解，对这些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研究更是有限。即便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我国学者对他们的整体把握也相当有限，普遍认为两个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没有看到两者之间不是不可调和的，汲取其各自有益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是完全可能的，即缺乏相互之间的影响研究。为此，我们不仅要对当下西方有影响的一些理论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必要的介绍和评价，对一些在我国当下文论界还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他们思想方法、研究路径作出了初步的分析，而且还要从相互影响的视角论述这些代表人物及其论著在中国文论界的重要意义。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时，我们需要关注互联网、传媒等一些新的文化现象，要关心文化身份和文化权力等问题，我们需要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对文论与美学产生的新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各个流派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和理论路径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文化形态，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新的文论研究路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研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记》载自《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9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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