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宏观把握与微观论证相结合的手法，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团体的慈善公益事业与现代寺院慈善活动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上海佛教团体慈善事业兴起的时代因缘与基本特征入手，通过对民国时期与现代寺院慈善行为在救助的主要对象、救济的种类和方式、从事救助的主体、单一专门的慈善团体和慈善机构组织运作方式等五个方面的差异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从社会动员能力、专业性、规范性和实际效用方面来看，民国时期的居士团体显然比现在寺院的慈善活动做得更有水平，尽管他们实际的财力未必高于现代寺院的资产水准，因而更值得后者仿效和学习。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总结出三大教训：（1）民间的慈善行为理应由民间机构本身来做，政府不应该也无必要越俎代庖。（2）佛教界的慈善行为不应各自为政，缺乏长远规划，从而导致效率低下，浪费资源，不能持续发展。（3）保护动物，放生行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避免好心办坏事。
为此本文建议，政府应当对慈善行为开放禁令，积极鼓励民间慈善事业发展，但同时要制定相关法律及配套设施，将民间慈善机构纳入政府审计，加强管理，作为促使未来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上海 佛教团体慈善事业
上海佛教团体慈善公益事业兴起的时代因缘与基本特征
扶危济困，是佛教始终一贯的理念。北传的大乘佛教更是提倡为帮助他人，不但个人财物可以无偿布施，《华严经》甚至主张为求法，“行菩萨道”，身体内外一切，皆可施与他人[i]，《本生谭》中也记叙释迦牟尼佛前身为王子时，有过“以身饲虎”的极端事例[ii]，这是佛教“慈悲喜舍”伟大精神的突出表现，成为长期以来激励中国佛教界人士积极投身于救世助人的巨大动力。历史上高僧硕德救苦济世的事迹，代不绝书，已经成为佛教界四众弟子的优良传统之一。近代以降，上海佛教团体积极开展行善救助活动，既是这种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促成慈善公益事业生机蓬勃的基本因素。
同时，民国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如20世纪的1928-1930年中国最严重的旱灾，涉及华北、西北、西南13省，受灾人口1.2亿，饿死300多万人，人食人之惨剧不绝于途；1931年长江、淮河出现百年未遇洪水，其他地区也出现水灾，波及湘、皖、鄂、豫、苏、赣、浙、闽等十六省，受灾人口5000万以上，为国内近百年来所罕见[iii]），以及人为的灾难（如日本“八年侵华战争”、1938年国民党在中牟以北掘开黄河堤防，以阻止日军西进，由此导致1250万人受灾，淹死89万人），还有其他社会激烈变革所造成的百姓生活困顿等灾难事件的频繁发生，是促成民国时期慈善事业形成与发展的直接动因。而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日趋发达[iv]，也是进一步推动当时佛教团体出手加入慈善公益队伍的主要因素之一。
自古以来，我国以居士为主的佛教团体一般由僧人创立并领导，如东晋时期庐山慧远领导的“白莲社”[v]、唐代南操设立的“华严社”[vi]，还有“九品往生社”等[vii]，都是如此。然而，民国的居士团体则多由居士发起并领导，即使有僧人参与，也不过是作为指导和专职的讲经说法者。无论是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还是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著名居士团体，都是由当时知名的佛教居士发起并担任领导者，同时，也独立开展弘法活动或服务于慈善公益。这表明我国的居士团体开始脱离对寺院僧人的依附传统，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走上弘扬佛法的舞台。这是新时代条件下前所未有的现象，值得认真加以分析研究。
由于不断的内战以及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人生无常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官方意识形态的破灭，传统儒家思想的信念渐趋淡薄，社会的政治、经济凋敝和人们的思想处于迷惘之中。于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到佛教中寻求解决的药方。如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身上所出现的以佛法救世的思想学说，就是比较明显的例证。
同时，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商埠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新兴的资本家阶层，比如，活跃于上海滩的一大批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佛教居士人才——王一亭、关絅之、周舜卿、施省之、范古农、黄涵之、李思浩、屈映光、聂云台、李经纬等人，基本上有着雄厚的商业资本的背景或者是社会各界的名流，具有公认的社会影响力，掌握着广泛的人脉资源，并拥有公关交际能力，具备在短时间内募集巨额资金的能量，以及管理财富，使资金保值增值的财会人才。还有，相对宽松的社会管理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民国时期上海慈善公益事业趋于繁荣的重要原因。
相对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所谓国泰民安者是。但三十年来，由于社会转型太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对金钱、财富的需求空前强烈，而物质生产与公共产品的配置又一时无法得到有效的平衡，因此，人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躁不安的情绪。尤其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与个人利用社会转型中所产生的巨大牟利机遇，先于社会公众取得信息与资本的机缘而因此暴富，而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则沦于贫困。这种现象正日益严重地考验着整个社会的忍耐程度，而慈善救助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考验，使之免于崩溃。毋庸置疑，弱势群体无疑是慈善机构需要密切关注与救助的对象，也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存在贫富差别而需要慈善关怀的根本原因。
尽管佛教扶危济困、安老助孤、赈灾救贫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现在，在社会总量的慈善事业中仅仅是沧海一粟，但其作用不能低估，它不仅体现了佛陀利人济世的慈悲精神，还可以部分地解决贫寒人士当下的困境，从而起到安抚人心、导人向善的作用，并增强人们的慈善意识，培育社会大众的慈悲价值观，发扬佛教的利他精神，推动从事慈善事业的有关制度、法规的逐步完善，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这是佛教从事慈善活动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进行此项对比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两个不同时空状态下慈善救助的异同之处及其成因分析
一直以来，佛教界积极开展公共服务，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是基于佛陀慈悲为怀的精神。这一点无在论何时何地，古往今来，乃至于今后，都是一致的，应该也不会有异议。大体而论，赈济灾民、兴办教育、救济贫困等项内容是民国时期与现代社会共同的慈善事业，没有根本性差异，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资助，上海民国时期与现代寺院的慈善服务均表现出积极热情。兹仅举若干例子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民国时期，佛教寺院创办的慈善教育主要有法藏寺住持兴慈法师建立的兴慈中学，推举屈映光为董事长，聘请范梅僧为校长，招收失学青年入学，培育人才。还设有自己的校徽、校训、校歌。此外，一些寺院还自办义务小学或补习学校，如1943年静安寺在南翔下院开办佛教南翔乡村小学，免费招收贫苦子弟入学。抗战胜利后，改为静安乡村小学。1948年，法藏寺在寺内创设慈光补习学校，免费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分为普通、专修两科，利用业余时间，传授初中程度的教育。居士团方面主要有上海慈幼院的设立，专收流浪失学儿童入学（详后）。
同样，现代上海佛教界也非常关心少年儿童的教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上海佛教协会会长真禅法师即向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捐款50余万元，创立真禅学校；龙华寺方丈明旸法师也多次捐款给上海市聋哑学校（后改为“启音学校”），并应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他还资助闵行区建立启音学校，造福残疾人。1997年，静安寺向西藏日喀则地区捐款30万元，开办“赤乌希望小学”；圆明讲堂的法师们则结对认养辽宁、广西、云南、宁夏等地失学儿童百余名[viii]。此后，玉佛禅寺、龙华寺、静安寺等陆续建立了若干希望小学，或向有关教育部门捐款助学等。
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自主办学居多，包括学校领导、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内容均有自主权；后者主要是捐出资金帮助贫困、残疾学生，通过相关教育部门实施，对于学校的教学，无权过问。
然而，民国时期与现在由于时间、空间的差异、转换，往昔、现实的社会状况不同，在慈善公益的服务重点、主体、方向、类别等问题上，民国时期与现在之间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救助的主要对象有所不同。民国时期佛教团体的慈善服务重在对难民、孤儿和贫民等的救助。由于当时天灾人祸不断，造成大批难民或孤儿的出现。其中人祸尤烈，天灾次之。例如，1937年“八·一三”凇沪抗战期间，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郊区及闸北、南市居民涌入卢湾区内的租界避难。据当时法租界公董局估计，法租界人口原为45万，至8月底激增至105-125万。难民有的投亲靠友，或借房栖身，也有流落街头、无家可归者。佛教慈善团体会同一些其他慈善团体（包括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开辟难民收容所。后经法租界当局与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会(简称慈联会)等协商[ix]，就维持经费、生活医卫设施、组织领导等予以整顿。同年12月，区内已有难民收容所22家，收容约2.2万人。此外，被裁并6家，累计收容达到数十万人次。其详细情形，可见下表：
1937年8～12月卢湾区境先后存设难民收养所一览表[x]
| 名称 | 地址 | 收容人数 | 经费来源 | 说明 | |
| 国恩寺 | 维尔蒙路329号 | 700 | 慈联会 | | |
| 法藏寺 | 茄勒路271号 | 700 | 慈联会 | 上海尊圣善会主办，1938年9月止 | |
| 白云庵 | 贝勒路707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