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北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西南侧，绿树花草掩映下的小洋楼闹中取静。这座建筑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建成于1873年，是外滩现存最早的西洋建筑，见证了外滩137年的风云变幻。
世博会开幕前夕，《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外滩看到，相比不远处外白渡桥上人来车往、黄浦江边人头攒动，137岁的英国领事馆建筑周围冷冷清清。记者想问路，行人都不见一个。
1849年，英国领事馆迁到外滩，此后成为英国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活动的中心。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在这片原本的荒地上，各国洋行毗邻英国领事馆迤逦向南修建，逐渐形成了现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的景观。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看到了英国提出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名单，认为上海此前已被英军占领过，对开埠通商一口应允。
美国作家墨菲说过：“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上海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开埠，是中国被动纳入国际市场的结果，和中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这位主编了《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的近代史著名学者，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近代上海的道路是独特的，它不同于伦敦、巴黎，不是由传统的中心城市演变为现代大都市的；不同于纽约、洛杉矶，不是在主权完整情况下形成的移民城市；也不同于孟买、香港，不完全是在殖民主义者控制下从荒滩上发展起来的。不管怎样，上海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影响巨大，代表着中国前进的脚步。”
洋人来了
167年前，
1840年，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在英军的炮口下，清政府与英方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第二条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供职于印度马德拉斯陆战队的34岁上尉军官巴富尔，被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看中，成了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
宫慕久和巴富尔双方议定上海于
“巴富尔14岁入伍，虽然年轻，但已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到上海来，带着战胜国的气势，也很精明。”熊月之对本刊记者说，“宫慕久是科举出身，办事风格比较平稳。”
“巴富尔把租界选址在县城北面苏州河南岸，靠近黄浦江，又离县城不远，有利于商业。”熊月之分析道，“宫慕久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按照广州‘华洋分处’的成例，洋人是不跟华人居住一起的；从农业角度看，这里地势低洼，杂草丛生，不能作为良田。”
当时的外滩只是阡陌田野和芦苇纤道，巴富尔说服了侨民，搬到地价便宜的外滩去。世代居住在上海城外的农民们，不愿意将土地租给外国人。据巴富尔翻译麦华陀等人回忆，当时农民们对租地的抵制非常强烈。琼记洋行所在地的原主是一位老年妇女，当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官府圈定时，她宁死不肯离开家园，甚至当面责骂上海道台，直唾其面，谓：“决不将地皮卖给洋鬼子！”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对本刊记者介绍说，上海商人倒是十分欢迎外国人的到来，“他们认为，广州人富裕就是因为可以跟外国人做生意，现在上海商人也能跟外国人做生意了。”
上海开埠一年内，在这里设立的英美商行有11家，23个商人常驻上海。广州等地的商人、买办纷至沓来。1848年，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时隔5年重返上海后写道：“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
根据1855～1857年的外滩地图，英国领事馆以南，是鳞次栉比的外国商行。从毗邻英国领事馆的怡和洋行起，由北至南滨临黄浦江的洋行有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琼记洋行、萧氏兄弟洋行、宝顺洋行、图诺尔洋行、华记洋行、旗昌洋行、会德丰洋行、天长洋行、裕丰洋行。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有各式各样的洋行120多家，重要的几乎都集中在外滩。
英国驻华公使兼商务监督德庇时在
“上海开埠之前就是由国内贸易带动的通商巨埠，内贸方面早就超过了广州。”李天纲说，“开埠使得上海从内贸港口城市，转化为一个外贸的世界性港口，1853年上海的外贸超过了广州。”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中国人开的店铺，渐渐在租界发展、繁荣起来。时人记载：“(租界)南北地广十余里，洋房联络，金碧万状。其间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肆于中，铺户鳞比，百货山积。……界内之盛，实由华民之铺户杂处其间，商旅咸集故也。”
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大量江南富户及平民涌入上海，使得上海的“华洋分居”变成“华洋杂处”。李天纲描述道：“租界大部分商人是中国人，华人占租界人口95%以上。在19世纪末前后，上海南市传统贸易区和租界新兴贸易区是并列的，华界和租界是融合、互补的关系。”
刚刚在西方出现的新事物很快也出现在上海的租界。1881年，自来水出现在租界内。史料载：“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租界自来水公司将自来水遍赠各用户，劝说城内外各茶馆率先饮用，于是用者渐众，风气渐启。《上海乡土志》写道：“城内及南市之人，昔饮河水，污秽不堪，易致疾病，近亦遍装水管，居民饮濯称便，且有益卫生也。”
1882年后，电灯、发电厂等相继在上海租界内出现。据《上海小志》记载：“其初，国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殛，人心汹汹，不可抑置。”渐渐地，电灯在上海市民心目中逐渐从惊恐疑忌的怪物变成令人称羡的夜明珠，时人呼之为“赛月亮”，纷纷效仿，因为“租界均有电灯，如星罗棋布然，晚间照耀，无异白昼，颇便行人”，而“城内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
追溯这段历史，李天纲认为，“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人就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并逐渐认识到西方文明不仅是船坚炮利，还有制度方面，如商业制度、文化和教育等。”
从百业大商埠到政治大舞台
1890年，18岁的梁启超入京参加会试，回乡时经过上海，买了一本《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
据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记载，189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中，译成中文的西书共556种，其中由上海翻译出版的有473种，占总数的85%以上。上海成了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
李天纲说：“明清时期，上海就集中了很多文人学者，开埠以后逐渐成了思想活动的中心。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心，新式的东西也到上海来了。新派的学者，要做新式的事业，就要到上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