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等《回顾与反思：渴望重生的启蒙》

根据《启蒙运动百科全书》，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潮，具有如下一些核心的概念[1]：

理性（reason）：启蒙运动常常以理性时代而著称，理性实际上成为衡量一切观念、学说和现实计划的标准。不过，在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这一术语有多重不同的含义。早在启蒙运动之初，这个术语显然就已经具有了复杂的多义性，有时候，理性指一种普遍的探究和怀疑心态。理性成为一种知性工具，对分析问题大有裨益，从而转化为激起大多数启蒙思想的批判活动。知识分子借助理性这一批判工具，仔细考察各种传统观念和信仰，摈弃那些错误的传统观念和信仰。但也有一些启蒙运动的鼻祖，如培根、牛顿等，以另一种理性定义为基础，构建起称作经验主义的新知识体系。他们认为归纳法才是人类认识这些法则的唯一现实途径。启蒙运动结束时，康德综合各种不同的启蒙思潮，建立起全新的理性哲学体系，解决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

自然权力（natural rights,也译为“天赋权力”）：源于17世纪的自然法学说，与个人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然法规定了人类的某些基本关系和特权：个人自由与平等这两项人类的自然权力。此外，17、18世纪的理论家还增加了同样是自然的其他权力：财产和幸福等。人们认为数种政府形式潜在地与自然权利相适应，其中包括开明专制、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洛克、霍布斯、卢梭等都想说明如何在组成社会时保护这些自然权利。这些思想家意识到，社会必须限制绝对自由，但如何缓和对自由的限制，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限制转化为一种更高程度的自由，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美国《独立宣言》、《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把自然权利上升为现实的法律原则，美国和法国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新的政治体制。

自由（freedom）: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成为有关权力、经济组织、道德论述的中心。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呼吁自由，要求废除现实领域的法律限制，还希望欧洲的统治者支持思想自由的事业。他们认为，自由交流思想将使人们批判性地审视自己的思想，从而推动普遍的教化。探究个人的行动自由，不可避免地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启蒙运动提供了各种答案，从葛德文的激进无政府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对个人自由的颂扬，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鼓吹的个人意志完全服从公意，不一而足。但大多数启蒙理论家试图调和极端立场。

平等（equality）：这一概念有助于打破欧洲古老的等级政治秩序。平等观念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具有多重历史形成的含义。作为政治概念上的平等观念形成却比较晚，直到形成了17世纪的理性主义、新兴的自然法学说、洛克的经验主义心理学、18世纪的人道主义之后，它才获得足够的理论和情感的力量，支配了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

进步（progress）:指一种与时俱进的有序变化过程。相信进步概念的启蒙思想家认为，进步概念不仅有物质层面，还有知性、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层面。尽管启蒙思想家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本质抱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大多数相信人类知识和活动能够影响历史。因此他们开始关注思想和洞察力得以传播和应用的途径，把注意力转到改革教育、语言和语法。不过启蒙运动常常被说成是一场由天真乐观的人士发起的运动。实际上它提出了各种关于进步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状况的最佳手段的观点。人们认识到，无知、野蛮乃至滥用理性很容易使进步的成果化为泡影，这样一种认识不断修正着启蒙运动关于进步的信念。

民主（democracy）:指一种特定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中，所有被确定为公民的人都拥有就政治事件表决的权利，主权赋予全体公民，而不是某一个人或单一集团。在18世纪，政治理论和哲学论述中频繁出现“民主”一词。在启蒙运动和启蒙哲学家中，很少有人赞同直接民主。大多数倾向于建立一种间接的民主制或共和制，推行代议制政体。

宽容（toleration）：允许个人选择并非国家认可的宗教信仰形式的政策。启蒙运动的一个标志在于，人们广泛要求宗教宽容，并且形成了要求国家支持这种改革的政治理论。这场改革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启蒙运动结束时，欧洲主要国家及美国都正式实行了宽容政策。因此，启蒙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开创了一种政治理论和相关的博爱观，使各国不再把宗教迫害作为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

感性（sensibility）：这是启蒙运动初期最流行的概念之一。频频出现于科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有关辩论中。比如感伤小说、艺术和建筑上出现端倪的洛可可风格等。

崇高（sublime）：在《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1757）一书中，伯克率先阐述了关于崇高的理论。崇高对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人们常常把崇高概念与启蒙时代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源自人们对人性中激情作用的研究。因此，崇高概念属于那种意义含糊不定的概念，尽管它孕育自启蒙运动，却能够移植到不同的思想与审美时代。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启蒙运动之前，欧洲的理论和实践大多更重视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法律特权、权利和义务都是依据一个人在特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来界定。如，贵族从法律上区别于资产阶级、教士和农民。法律和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些群体的权利。启蒙运动提出一种相反的处理人类社会问题的方式，即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平等假说以及洛克心理学所蕴涵的关于人类普遍特征的信念等。这些理论强调必须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他们还试图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分析个人与个人必定身处其中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主导了启蒙政治理论、道德哲学、教育和心理学的若干分支。

此外，自然、财产、幸福、可完善性、人性、分权、政教分离、教化等概念，都在启蒙运动中频频出现。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则认为，启蒙乃是一种哲学的气质或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大英百科全书在“启蒙运动”项下的第一句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是运用和主张理性”，指出其最终结果是建立在天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上的更高的社会组织，并在“自由主义”项下指出自由主义是启蒙主义运动的一大成果。启蒙运动是十分复杂的，对它作一个恰当的评价也相当的困难。然而，从本质上看，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推崇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理性、科学、个性解放，倾向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反对迷信、盲从、专制、独裁，等等，都是为了使人们得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启迪，最终达到人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解放。因此，说到底，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字。启蒙运动之初对人的关心，也引起人对启蒙的激情。

 

（二）“人”是一切言行的精确注脚

“启蒙”一词，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孔子之《论语·述而》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易经》之“蒙”卦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里“启”、“蒙”，或者启蒙皆有启发愚蒙，使人茅塞顿开，通晓事理，自觉行动之意。中国历史上，针对愚昧、朦胧状态的“开蒙”、“训蒙”，很早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自觉行为和观念形态，带有“批判”色彩的思想启蒙运动也非罕见，如明清之际，就出现了“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五四”运动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批判”运动。

80年代的启蒙具有与以往的启蒙不同的特质，站在一两百年来启蒙运动的硕果之上看，这个时期的启蒙者更多的是以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对待启蒙运动以来所展开的现代性方案，可以说是启蒙的启蒙。因此，他们在“理性”、“经验主义”、“进步”、“个体主义”、“宽容”、“自由”、“人性的一致性”、“世俗主义”等基本理念上，都呈现出更具反思性的主张。所以有学者说，80年代的启蒙简化为“人”是一切言行的精确注脚。

“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理论是 80 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及美学潮流 ,也是“新启蒙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从1978年到1984年，大约延伸了5年的时间，虽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和文艺学等多个领域，论题却较为集中，主要是关于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人性和人的本质、“异化”问题等三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期是用以批判“阶级性”的“人性”，中期是“主体论”热，中后期“人学”讨论更趋频繁，三个阶段的视野始终限定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脉络之内，他们都相信“个人”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处在世界中心，并且具有自我创造的能力。这种观念首先被作为一种价值观得到普遍的认可。

就知识谱系或理论资源而言，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其一是国际共运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脉络上的异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其二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包括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现代启蒙话语；其三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哲学”（生存/生命哲学）。

1983年，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2] 的文章。 周扬指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是周扬新时期旗帜鲜明地关于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思性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只有放弃将文艺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论思辩中融入巨大的张力，才能对文学的人道主义内涵作出科学的说明。

80年代中期，刘再复接过了李泽厚的“主体性”概念，将其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和“国魂反省论”。其中，刘再复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具有代表性。在此文的提要中，他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文艺创作强调人的主体性，包括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把人看作人；二是要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自主性的实现“表现为把爱推向整个人间的人道精神”，“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精神”。这是以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立场与诉求，因此，由刘再复引发的理论争论，实质是继周扬之后80年代第二次产生较大影响的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文学观的讨论。文学主体性话语是当时启蒙主义的重要部分，主体性话语的基本理论预设，大部分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

80年代中后期的“西学热”，尤其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哲学思想，实质上也是关于“人”的建构。当时，诸多以“人学丛书”、“人道主义研究丛书”、“文化哲学丛书”等为名翻译和研究介绍的理论书籍纷纷出版。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人论》(An Essay on Man )可被视为80年代最重要的人学理论著作。卡西尔把“符号”视为人的本质特性，“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等”都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甘阳在中译本序中这样解释：“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马斯洛热”等，对这些哲学作了更直接也更通俗的转换。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它们试图为建立文艺学、哲学、美学等的学科“主体性”提供知识依据，同时也是为维护人道主义主体范畴的地位而确立的一种知识化形式。

这些话语尽管形态各异，但“主体性”、“人的自由与解放”、“人道主义”几乎是当时的相关文章中出现得最多的术语，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在普泛意义上都将“个人”视为绝对的价值主体，强调其不受阶级关系、社会历史，乃至文化建构限定的自由和自我创造的属性，以此对抗对个人压抑的社会秩序。理性主义、科学、自由解放、普遍主体等都是启蒙主义的基本预设或所谓“宏大话语”。而80年代，正是主体性、自由解放等宏大话语在中国大地上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领域弥漫的时代。

80年代，是一个讨论的时代。文学艺术问题始终占据讨论的中心位置。关注文学艺术问题、关注文学艺术被扭曲的问题，其实就是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被扭曲的问题。当文化的命被革到无法想象的贫瘠。人性的解放，对个人利益、人性和自由的追求，是当时清除思想贫困的强大动力。

文学同个人主义、人性和自由最具有天生的亲缘性有关，所以，文学界是首先表现这一问题的领域。并且，文学最忌千篇一律，最强调自我探索创新，当大统一的文学格局被打破，文学不再仅仅受命于某种其它的外部力量，而是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进行选择，写作者蓬勃的激情便被激发出来，所以，“自我”这个词最开始在文学圈流行，对人性的追问成为文学的责任和时尚。也正是通过文学，对“阶级性”的批判和对“人性”的倡导，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整合力的意识形态表象体系。因此，以令人眼花缭乱的80年代的中国文坛为例，足以说明80年代启蒙主义本真的性格。

当80年代关于“人”的理论还在那边热火朝天地讨论时，“人道主义”与“主体性”理论早已转化为文学实践的内在动力。文学作品不仅在情节层面表现僵化的体制对个人造成的压抑和伤害，而且在叙事模式和理论话语的层面颠覆50-70年代的主流表述。当时出现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三生石》、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都表明了“文学是人学”的鲜明态度。这股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从它的兴起，到艺术上形成比较鲜明的特征，都是时代造就的。再度获得发言权的理想主义者们，也是不甘寂寞的文化救亡者。劫难之后归来的他们带着浪漫主义的激情，自觉承担起精神复兴的重任，并内化为自己的信仰和使命感。

有评论认为，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三个可贵的特点：一是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二是不屈不挠地参与历史的热情，三是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空前自觉。80年代精神的自由带来了亢奋活跃的创作心态，作家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对于社会人生的思索与探求不断进入更深的层次，比如从文学对于政治失常、社会变态的反省开始，这种反省意识不断深化，进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个性和正当欲求的关注，强化了文学的人生意识。西学的引进，也有力地援助了文学家们，比如，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被解说成了对于现实和个人异化状况的焦虑。“存在主义”的启用，使“新时期文学”叙述找到了一个历史依据，预示着一个“人的文学”的诞生，这种以“理想”为基础的人文情怀，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一道光彩。

 

（三）多声部的进行曲

80年代，中国人再次像一百多年以前那样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西方积累了一百多年的文化，纷纷走进中国，从器物文化到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大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均衡发展开始遭遇到种种问题，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进行创造，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像80年代初那样具有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的想象不够用了，当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时，各种陈旧的和翻新的观点，诸如“全盘西化”、复兴儒学、“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等，纷至沓来。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论占压倒之势。

1984 年 12月上海举办的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讨会”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议由于光远、周扬、黎澍等权威人士倡导，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著名老专家贺麟、张岱年、蔡尚思、冯契、田汝康、严北溟和中青年学者黄心川、乐黛云、耿云志等参加了讨论。有学者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十大冲突论。这一见解先在上海刊物发表，两个月后，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刊载张士楚所撰《近年来我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概述》一文，对十大冲突论作了更具学理性的概括。即：‘（1） 建立网络型的要求同传统文化教育中大一统观念的冲突；（2）贯穿于网络型社会结构之中平等原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3）法治要求和人治传统的冲突；（4）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的冲突；（5）个性全面发展与共性至上的群众原则的冲突；（6）创造需求和；保守心理的冲突；（7）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冲突；（8）竞争与中庸信条的矛盾冲突；（9）物质利益原则与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冲突；（10）社会消费需要和文化传统中崇俭反奢原则的冲突。’权威性讨论会的观点在权威性的刊物发表，在全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3]

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会产生一种一边倒的影响趋势，但是每一种具有牢固的精神根基和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其中既有不利于现代社会发展更新的内容，也具有很多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容。”[4] 因此，即使由于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的出现，中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缺少虔诚和敬畏的心情，但是还是有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中期开始立足本土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

在80 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众多学者努力从儒家思想中发掘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资源，提出了许多有益见解。在诸多的文化讨论中，对中国大陆儒学复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