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袁恩桢从虹口区祥德路搬到浦东洪山路、昌里路的新家。“记得当时车子一路行驶在杨高路上，道路很宽，但望去一马平川，整个行车过程中就没几辆车。”
同为1992年，家住浦西城隍庙地块的路晨一家动迁到了浦东的潍坊新村。那时，他骑车沿沪南公路到北蔡，“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骑车过了花木，沿途就没有路灯了，向旁边望去都是农田。”
袁恩桢
路晨
这是两位浦东居民的故事，袁恩桢和路晨，袁恩桢72岁，路晨28岁，两人岁数加起来刚好100岁，同一年即1992年正式成为“浦东人”，当然，他们并非一家子，而是两个陌生人，代表着不同的年代，但对浦东“20年”的印象，却通过一句很随意的话达到惊人的相似：“那时去浦西办事或者购物，家里人都习惯说，"走，到上海去！"2000年前后，随着浦东各个商圈的兴起，渐渐再也不说这句话了……”
上海社科院袁恩桢研究员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当年是被“赶”到浦东去的。
1992年，袁恩桢住在虹口区祥德路上的原上海社科院宿舍，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积不过
好在当时袁恩桢获得了市里特殊贡献专家称号，上海市科委用房子作奖励，一下子给了袁恩桢3套房子让其选择一套，“考虑到儿子大了，结婚也需要房子，就挑了浦东那一套，因为那套最大。”袁恩桢如是说。
位于洪山路、昌里路上的三室一厅，是袁恩桢在浦东的第一个家，“那可是当时浦东最好的房子，高层，又在老浦东最热闹的地方，我想想就这个地方吧。”袁恩桢回忆道。
但还是有一个场景提醒了袁恩桢“浦东到底是浦东”。“记得当时带着家人去看浦东的新房子，车一路行驶在杨高路上，道路很宽，但望去一马平川，整个行车过程中就没几辆车，哪像现在，车水马龙，堵车更是家常便饭。”
还有一件事也让袁恩桢深刻体会到一句每个上海人至今都记得的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当时的袁恩桢是市政协委员，每次去市政协开会，会后有大巴将政协委员送到定点的车站，但每回在过南浦大桥之前，车上就只剩3个人了，“一个司机，一个政协工作人员，一个就是我，就我们仨住浦东。”袁恩桢坦言当时有很多朋友都说他傻，不该离开浦西。
沪南公路越来越多的灯
“80后”的路晨对浦东开发开放的直观认识也是从一条路上的变化开始的。
高中三年间，路晨在八佰伴附近的洋泾中学读书，又因为家住北蔡，他天天在沪南公路上骑车往返，每天花费90分钟。“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骑车过了花木，沿途就没有路灯了，向旁边望去都是农田。”
也就是在2000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用路晨的话说，“沪南公路越修越好，路灯多了，道路两旁的霓虹灯多了，路人多了，骑车的女性也多了……”
人作为社会动物，对周身环境的感知总是本能的、敏感的。
1992年，家住浦西城隍庙地块的路晨一家动迁到了浦东的潍坊新村，“房子是父母单位分的，我们只拿了动迁的钱，所以新家这里没有一个老邻居。”
虽然路晨的家从原先
1998年，为了住得更宽敞些，路晨一家搬到了北蔡的新家，三室一厅，近
现在的路晨是浦东的一名公务员，当时报考那会儿，有朋友劝路晨别报浦东，而是应该确保“中奖率”报南汇或者奉贤，但路晨偏不，硬是把唯一一个志愿报到了浦东，“可能还是一种归属感吧，我看着浦东发展起来的，希望能够继续参与它未来的发展。”
当然，业已奔三的路晨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并把父母安排妥帖，“爸妈现在就住在世博板块，离中国馆特别近，窗帘一拉就能看到那抹中国红……”
见证浦东成长20年
袁恩桢总觉得自己的家庭对见证浦东开发开放并不具备典型性，“我们家始终就在陆家嘴(600663,股吧)板块，这片区域的生活配套本来就比较方便，加上我工作忙，每天往返于黄浦江两岸，平时在浦东各区域闲逛的机会并不多。”
但袁恩桢却用另一种方式在见证浦东这20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是浦东开放的坚定鼓吹者。”
1990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式宣布开发浦东，袁恩桢作为沪上知名经济学者，同年
“我当时提出了八大关系：内资与外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浦东与浦西，鸟与巢，老企业与新企业，三个区与一个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要撰文，我只是直觉认为这是大事，需要认识不同的矛盾，梳理清楚各种关系。”袁恩桢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
袁恩桢说，浦东开发开放，最大的功臣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绝对配得起"政治家"这个称谓。当时中国刚经历一次特殊历史事件，整个西方对中国改革开放由此抱着怀疑态度，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把上海推到了改革第一线，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回应，事实证明，邓小平又成功了。”
浦东开发的头两年，只有港台资本进入，直到1992年，第一笔外资进入，这被誉为浦东开发的标志性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滚雪球般的效应，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由此一发不可收。（早报记者卢雁）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