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坛，喧嚣纷扰，闹闹哄哄，说得好听一点，是多元；说得难听一点，是混杂。只有一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浮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作家追名逐利，一拨又一拨的所谓“文坛新锐”，有几个是为了民生民意，为尽一个作家应有的道义和社会责任感而来的呢？在求新求变、时尚先锋等口号的标榜下，文学已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越来越边缘化了。难怪现在的文学期刊每况愈下，阅读圈子日渐萎缩。
最近读到蓝鲸从平面媒体一直红遍网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夜雨》、《杨家阿婆》、《看医生》、《热闹的小街》、《官司》等，使我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品尝到了久违的原汁原味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蓝鲸的这些小说既无惊险离奇的情节，也无靓女帅哥的时髦婚恋，从看病、住房、卖瓜到邻里纠纷，写的全是生活琐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论是《看医生》中的老母亲，《夜雨》中的阿七、《热闹的小街》中的丑女，还是《官司》中的
由于蓝鲸是以小说形式艺术地再现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因此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比那些参政议政的文章更生动、更形象，也更深刻，更令人难忘。其小说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自不必说，单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见义勇为、泼辣敢当的街头丑女；巴结度日、孤老无援的杨家阿婆，老实巴交、本分厚道的
高尔基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良心。”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民众说话，反映民众的要求和意愿，反映民生疾苦。如同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这些伟大作家一样，蓝鲸小说的人民性也相当鲜明。作者不仅描写民众，关注民生，而且把他的爱、他的同情、他的理解和关怀，全部倾注在这些“弱势群体”身上。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今许多作家所缺乏和丢失的，也正是我们当今社会和民众所需求和我们的作家应当重新寻找回来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学历史的大国。早在《诗经》年代，文学就有着采民风、观得失的功能。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一直有着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仍然涌现出了像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民生，都有着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哪怕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坛在春风频吹下逐渐解冻，无论是被冠以“朦胧诗”的“崛起的诗群”，还是以知青题材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几乎都是以反映现实，对现实加以反思而得以震动文坛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改革开放，最初便是以现实主义的旗帜撞破坚冰、打开通道的。港澳等地甚至把《伤痕》、《天云山传奇》、《芙蓉镇》以及一大批知青文学称为“新现实主义”文学。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大潮的反复冲击下，以及其他诸种原因，有相当一批作家却逐渐离开了现实主义。一些人怀揣各种目的跨入文坛，有的只当游戏玩耍，自娱自乐；有的甚至故意恶搞，哗众取宠。有一位80后的网络作家曾当面向笔者坦言：“我们这些作品真算不上什么文学。要说文学，只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
在这样的境况下，文学失去了其应有的份量。蓝鲸民生小说的出现，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启示和召唤：社会是个多层次，各层次相互交叉、缠绕的庞大体系，因此，关注民生，除了政府之外，社会各部门各阶层都应当责无旁贷。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更没有理由视社会民生而不顾！文学创作的方法再繁多，各种思潮流派再纷呈，现实主义和写实态度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创作方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社会民生的紧密“伴侣”，其对民众的关爱和对社会文明的推进作用将永远存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为了使人民，尤其是为了使那些善良的弱者变得强大起来；使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的心灵，变得纯净高尚起来。文学家可以因文学而获名得利，也可以用文学而游戏娱乐，但他应该永远记住肩上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用雨果的话来说：“文学有着这个目的：人民。人民，就是人。”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10.02.10 版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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